主体性:现代性的哲学奠基(2)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沈语冰 / 2013-01-04 09:57
本文概述从哲学上对现代性进行的奠基。首先指出现代性哲学的基石是主体性( subjectivity )(一)。对主体性内涵的界定虽众说纷纭,但其基本内涵可以从下列观念之争中得到勾...

二  主体性的基本内涵

1  个体主义抑或集体主义

黑格尔认为,主体性的第一个内涵则是个体性或个体主义。所谓个体性或个体主义,其首要意思是指,在现代社会,个体成为一切的出发点与归宿。一般认为,尽管个人地位的确立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是,从哲学上论证个体性或个体主义的重要性,则始于英哲霍布斯。莱恩(Alan Ryan)说:“霍布斯被广泛称为现代个体主义的创始人,个体主义之父。”列奥·斯特劳斯敏锐地洞察到霍布斯在从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过渡中所扮演的角色:“传统自然法所关心的主要是一个客观的‘法则与尺度’,它是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具有约束力的秩序。……而现代自然法则主要是或倾向于是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是主观上声称的,其来源是人类的意志。”16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也认为,个体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英国。在那里个体主义表现为两个形态。一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抛弃传统的社会、正义和自然法思想观念,而从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中推导出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思想;二是强调所有个人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与尊严的清教徒思想,并存在于像洛克那样的哲学家的思想中。两种形态不约而同地展示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即“所有权”的概念,这种所有权的概念首先表现在个人的概念上——个人是其自身的所有者。自由是所有权的一个功能,社会则是由许多自由、平等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个人以自身能力所有者的身份而互相联系,社会由于各个所有者之间的交换而得以形成。

多尔迈援引爱利·哈勒维的话说:“在整个现代欧洲,有一种事实是个体具备对他们自律的意识,每一个人都要求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尊重,他将别人视为他的同类,或者看作是相互平等的;于是,社会便出现了,而且也许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由创造社会的个体意志的汇合之中。这种出现和个体主义学说的成功就足以证明:在西方社会里,个体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17哲学上或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往往成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上个体主义的先声。林赛就认为:“一切现代政治理论,除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都是个体主义的,在个体主义中,政治理论为个人道德判断寻求余地并予以鼓励,而且它是建立在宽容和维持权利制度的基础之的的。绝大部分现代个体主义(严格地如此称谓)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都是这些共同假设之间的差异。”18

斯特文·卢克斯在《个体主义》一书中,用四个基本概念或原则来确定个体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这四个基本原则是:1)对人的尊严的尊重;2)自律(或自我指导);3)私人性;以及4)自我发展。卢克斯认为这些原则乃是“个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在此意义上,“人的尊严或对个人的尊重观念便处于平等观念的心脏,而自律、私有性和自我发展则代表着解放或自由的三个方面。”19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一书的主题是后个体主义政治哲学的到来,但是他对个体主义曾经在西方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所作的勾勒仍然可资参考。他说:

西方文明被深深地烙上了个体主义的印记,或许可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及其发展冲动都证实了这种紧密联系的稳定加强。古希腊哲学的兴起是一些富有个性并且对传统宇宙观不满的思想家努力的结果。在罗马帝国严密的社会结构中,基督教鼓吹人类灵魂的价值,坚持要拯救个人。在近代史刚刚破晓之时,宗教改革就将个人良心从牧师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正如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文艺复兴将个体理性或“我思主体”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一样。20

我们知道,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一开始就不止有一种声音,它们不仅包括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方面对现代性作出的奠基与建构,而且自始就还包括从集体主义和激进主义方面对现代性所作的调校与批判。21卢梭和黑格尔的取向就代表了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言说迥然异趣的另一端。《社会契约论》称,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一理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成为自己的主人。”22这种自由概念与霍布斯的消极自由概念形成鲜明对比。在霍布斯那里,自由就是不受权力控制,因此人们在社会中必须作出基本选择:自由或被统治。卢梭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不仅否认自由与被统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而且断言人们只有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这就是埃赛亚·伯林所说的典型的“积极的自由”观。由于这种自由观的自由本质上是自治(即自我控制、自为主宰),它在逻辑上预设了“有一个高级的、理想的自我向低劣的、经验的自我下律令”,因此自我一分为二。接着,又由于真实的自我不一定存在个人心中,而可能体现在比个人更广泛的集体(如国家、民族或阶级),因此这种外在于个人的存在乃得以名正言顺地要求经验上的自我向它臣服。23在卢梭看来,人们可以同时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神奇方案是采纳一种独特的社会契约:“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契约中,每个人全部转让了其天然自由,公意是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这样,当个人服从公意时,他“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24

波普尔认为,跟柏拉图一样,集体主义者黑格尔把国家看做是有机体,继卢梭以“普遍意志”装备它之后,黑格尔以一种自觉的和思维的本质、以及它的“理性”或“精神”来装备它。这个精神,它的“本质就是活动性”,同时又是构成国家的集体的民族精神。认识像国家这样的社会机构的方法是去研究它的历史,或者研究它的“精神”史。民族的精神决定着它的潜在的历史命运;每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进入“历史舞台”,即通过打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个性或灵魂;斗争的目的是支配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相信: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王、之父。黑格尔写道:“历史是世界的正义法庭。”25

可以认为当下社群主义者的诸多努力仍然是对现代性本质作出一种调校。26其主要旨趣乃是对卢梭与黑格尔的遗产的强调,27此外,部分被归入社群主义名下的学者,则保持了与古典思想的关联。在此值得一提的麦金太尔就曾指出,当代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不过是18世纪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家们的现代性伦理谋划意图的继续,因而也必定与它们的先驱理论一样难逃失败的命运。28

2  理性或批判的权利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主体性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理性,或批判的权利。这种权利,即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或状态作出判断的能力,乃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这一权利的确立则是始于笛卡尔,直至康德与黑格尔的现代哲学基本主题。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认为,笛卡尔(还有培根)代表了十七世纪初的思想断裂,是笛卡尔对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在思考的那种一种思考发动了攻击:

不连续性——在若干年的空间里一种文化有时不再像它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在思考的那样思考并且以另一种方式思考另一些事的事实——可能开始于来自外部的耗损,来自那样一种空间,这种空间(对思想来说)另一方面只存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思考的空间。29


福柯坚持,十七世纪初,在那个不管正确与否被称作巴罗克的时期,思想停止了在相似性要素中的运动,这种相似性正是构筑“文艺复兴知识型”的要素;相似不再是知识的形式,而是错误和危险的场所,正是在人们不去检验混乱那模糊的边界时,人们把自己暴露给了这一危险。“这是经常的习惯,”笛卡尔说,“当我们在两件事物当中发现一些相似性时,将这些相似性平等地赋予这两件事物,甚至在那些事实上它们根本不同的地方,甚至在那些我们已经发现两者之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地方。”30对笛卡尔来说,相似性仅仅是那些必须依据同一与差异加以分析的不同范畴的大杂烩。他坚信相似性观念不能作为规序知识的一种方法,并用比较观念替代了相似性观念。由此,相似性(resemblance)文化与表象(representation)文化的根本断裂出现了。31谢里登(Alan Sheridan)认为,正当17世纪时,西方人已经意识到,相似性只能成为一个错误的诱因,一个尚未达到理性时代的知识的迷人的幻像。于是,相似概念由比较概念取而代之,比较概念可分为两类:度量概念和秩序概念。前者为了构成同一性和差异的关系而分解为诸多的单元;后者依据最小的可能程度建构最简单的可能元素和配置不同的元素。于是西方文化的知识型在其最根本的配置中发生了转换。32

笛卡尔方法的关键之处是“秩序”概念。他在“原则五”中写道:“整个方法只在于,为那些我们的心灵目光所集中关注的事物安排秩序;我们首先把混乱暧昧的命题还原为简单的命题,然后从对所有最简单命题的直观出发,尝试以同样的步骤升至关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知识”。其次才是数学。“这些长长的链条是由非常简单容易的推理构成的,几何学家通常用它们达到极为困难的证明。这些链条使我想到,人类认识范围中的一切东西,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着的,而且我认为,一旦我们不再把非真的东西看作是真的,一旦我们总能遵循从某物演绎他物所必需的规则,就没有什么得不到或者无法发现的东西。”33把数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范围中的一切东西,就可以形成一种“普遍的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它的根部是形而上学,主干是物理学,则由主干生长出来的支干则是各门其他科学”。然而,数学的还原方法怎么能够用于解决上帝存在或灵魂存在的问题呢?笛卡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与几何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同样明显甚至更为明显”,为此(为建立他的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他提出了著名的沉思技术,后来被人们称为“怀疑方法”。

笛卡尔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完善的知识”,他把这种知识定义为“从第一因中推演出来的”知识:“一旦我们要着手探究完善的知识(这正是‘哲学探究’一词严格所指的活动),我们就必须从寻求第一因或第一原则开始。”笛卡尔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揭示这种原则的内在能力,并表明是受到我们自身理性的自然之光的正确指导。他说:“我用‘方法’是指容易使用的可靠规则,这样,只要人们严格地遵循它们,就绝不会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是正确的……,随着人们的知识持续不断地增加,总有一天,人们会以自身的能力达到对万物的真正理解。”34

从笛卡尔开创的大陆理性主义,在为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奠定第一块基石的同时,也为现代性的批判埋下了种子。尽管有洛克和休谟等英国思想家的存在,法国启蒙思想还是高举起理性万能的大旗,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理性是主宰一切的力量,它与另一原则,即进步原则一道,担当起了启蒙的重任。但是,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不主张理性的万能,而是倾向于划定理性的效力范围。特别突出的是休谟,休谟以洛克的经验论为出发点,认为从经验中找不到普遍性和必然性。洛克曾指出:“所谓理性……我并不认为它在此处的含义是指那种构成了思想之链以及推论证据的领悟能力,而是指一些明确的行动原则,正是从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了所有的德性以及对于确当养育道德所必要的一切东西。理性与其说是确立并宣告这种自然法,倒不如说是在探寻并发现自然法。理性与其说是自然法的制定者,倒不如说是自然法的解释者。”35休谟进一步认为,我们是借助于习惯来实现由个体观念到普遍观念的转变,但是我们既不可能说明心灵活动的最终根源,也不可能以有限的心灵去获致“无限”的概念。36

在休谟对理性能力的局限的洞见中,最著名的莫不过他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的否定。他认为,理性不能帮助人们发现原因和结果的最终关系,而且,在经验向我们指出它们的惯常联系之后,理性也不能使我们相信那些将经验扩大到人们曾经观察过的特殊事例之外去的根据。“我们只是假设,却永不能证明,我们所经验过的那些对象必然类似于我们所未曾发现的那些对象。”37

不无遗憾的是,休谟的这些洞见并不为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所认可。启蒙运动朝着理性万能的方向毫无阻碍地向前推进,最终导向了今天仍为人们诟病的那些对于理性的极端的理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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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语冰

沈语冰,1965年生,法学硕士、文艺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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