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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毛访谈录

核心提示: 清中期以后的书法基本上是碑帖结合的多,我也跳不出这个框框,但我的字中“帖”的感觉多一点吧。很多人说我的行草书里有王铎、傅山的影子,实际上我没有认真临过他们的东西,只是看。早年写《草决歌》时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写,只是想记住草法。我的书法形成目前这种样子,可能跟我对书法的认识有关。我看到很多人写字特别拿架子,提按都特别明显,这让我看来是很做作的。

谢小毛访谈录

采访人:马龙

时间:2006年6月10日下午

地点:北京回龙观谢小毛寓所

方式:根据访谈录音整理

马龙:(以下简称马):谢老师,早在十几年前我就知道您的名字了,知道您是很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曾先后很次在全国性大展中获奖,也知道您最近几年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绘画艺术上。虽然说我对您是比较关注的,但真正了解的却也不是很多,今天咱们就是聊天,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吗?

谢小毛(以下简称谢):好啊,我点上烟,咱们喝着茶聊着,我想你是有备而来吧,我可是不大会说,咱们就随便聊聊吧。

马: 呵呵,准备是准备了,有提纲的,咱们先从你的经历谈起吧。我从您的《二谢堂艺丛》中知道您很早就独立生活了,后来又入伍当兵,能说说这其中的原因吗?

谢: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当时父亲在县城上班,因此家里就没人管了。我姊妹五个,当时大姐已经出嫁,二姐、和哥哥要到地里干活,我和弟弟上学。家里没有人做饭,没办法,我奶奶就去照顾我们了。我奶奶喜欢给人家说媒,经常会把双方的人叫到家里来。来客人了嘛,自然要给人家好吃的,说是好的,其实就是馒头、面条之类。那时候农村家家都很穷,我和弟弟看着他们吃,那时候小啊,心里就生气,因为这个我老跟奶奶顶嘴、吵架什么的。奶奶不高兴,就告诉爸爸。一回两回,我爸不在乎,可时间长了,我爸就感觉这孩子不行,淘气。我爸爸就跟我说,你要再跟你奶奶顶嘴,不听话,就分开你。我爸爸是文化人,做过老师,常跟我们说外国的孩子到十八岁父母就不管了等等。按照他的想法,我要是再淘气,就不管我,就分开我。我当时也倔,心想分开就分开,于是就分开过了。

马:当时您好像十七岁。

谢:对,当时是十七周岁,虚岁十八了。我父亲的意思是我已经十八了,当然可以不管了。我当时也不会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自然也就不在乎了。当时父亲给了我五块钱,几个碗,两个小锅,还有个七八平米的小房子,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心酸的,毕竟当时是很艰难的。

马:那您平时都干什么呀?

谢:就是下地干活啊,那时候地还没有分到个人,都还是生产队的。独立以后是很难的,毕竟还很小,什么都需要自己做,又没什么经验,那时的希望就是能吃饱饭。后来生产队里一个大队剧团的大婶,可能感觉我一个人没法过,就给剧团说了说,我就在大队剧团唱了一年戏。再后来,一个人也确实太难了,就想当兵。村里领导就说,只要身体合格,咱村肯定让你去。他们大概也是看我一个人比较困难吧,因为在大人眼里我毕竟还是个孩子。那年我们村有七个人合格,就一块儿去了长春。走的时候我是比较虚弱的,只有90斤,经常感冒,身体素质不好。

马:那个时候条件都不好,个人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谢:是啊,当时对家里也没啥希望,心想,走就不回来了,但是一到部队就想家。我当了五年兵,在部队放了四年电影。是到部队后学的篆刻,学的书法。

马:是您自己学的吗?

谢:是自己学。

马:怎么会突然对这些东西赶兴趣呢?

谢:嘿嘿,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乱写乱画。我父亲画画,当然也写毛笔字,所以对写毛笔来说我并不陌生,但没有练过。农村那时可没有什么美术班之类的,学校也没有这个课。小时候只知道画完画要写字盖印,但并不知道什么是篆刻。在部队偶然看到别人刻印时,觉得挺有意思,就开始学刻印了。但当时石头都不知道在哪里买,刀就不用说了。给人家洗洗衣服,人家给我块石头,给人家端点水,买盒烟,人家就把刻刀让我用用。当时肯定是胡刻。刚刚接触这个东西,也没看过什么书,那时这方面的书也很少,更没钱。入伍第一年的津贴是每月7块钱,所以,凡是见到报纸上有篆刻的,就都剪下来贴到本子上,这本资料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

学刻印一年以后有个值得庆幸的事,我刻了三方印投到《吉林广播电视报》,结果刊登了两方,内容是“坚决而有次序的改革”,还有个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邓小平的话。这事对我鼓励特别大,就又刻了很多这方面的印。当时指导员也表扬我,战友们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班里面也有其他战友受到感染也刻印。反正挺自得的,心里感觉自己也挺那什么的。

但不久的一件事让我对事物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自己的印章第一次印到报纸上了,发表了,自己看着心里美啊,所以就很想把这个报纸多收集一些。可我去厕所的时候,偶然看到人家擦屁股的纸上有我的印章。这让我很难受,也很失落,突然间就想到,你认为很好、很了不起的东西,别人可能根本不当回事儿。这也让我对各种事情,不仅仅是艺术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看法,知道了很多事不是你想怎么的,就是怎么的。虽然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道理,但当时对我来说仍然是个不小的进步。

马:这个事也算是促使您有一个反思。

谢:对。后来经过我们指导员的介绍,我认识了部队的画家王盛华老师(现在山东美术出版社),他又介绍我认识了部队的书家任宗厚老师,再后来又认识了搞篆刻的施永安先生,施先生当时给我说过应该学学汉印,但当时并不理解,也没有去好好地学习汉印。我离开长春20年了,没有和他们联系过,很想念他们,我对他们始终是心存感激的。

马:当时您除了自己刻以外,有没有跟着报纸上的其他人学一些东西?

谢:学啊,记得《解放军报》和其他的报纸也经常登一些篆刻作品。当时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些。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也看不到,只能学这些东西。时间长了才买到一些书。当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陈寿荣写的《怎样刻印章》,邓散木的《篆刻学》以及钱君匋的《长征印谱》等。钱君匋先生刻的是比较传统的,也比较规整。所以当时总看那个东西。后来还买了一本齐燕铭的篆刻集,他有一方印的边款里说,我这方印是一刀没有修过等等的话,看了这个也挺羡慕的,就想我什么时候也有这本事啊。实际上篆刻是可以修的,它有工艺性。但是当时就觉得这种功夫是很难的。《篆刻学》和《怎样刻印章》是经常看的。应该说我对篆刻艺术的认识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还有就是齐白石了,当时也学着刻了很多印。

1985年,河南举办《国际书法展》,我们部队在郑州建有干休所。因为需要给干休所的老同志们辅导书法,我在王盛华老师的帮助下就调到了郑州,不久便认识了李刚田老师以及其他的很多同道。1986年西泠印社举办全国第一届篆刻评比,我入选了,这对我鼓励很大。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才真正知道汉印是好东西。这之前也看书,也从书本里知道秦汉印好,但那是书本知识,是机械的,我是意识不到的。意识不到,也就谈不到真正的学习与吸收。所以,从1986年开始就总是琢磨篆刻了,也真正开始认真地看秦汉印,看理论书,琢磨到底它好在哪儿,为什么好?而对于秦汉印,我只是认真地看,反复地看,真正临的很少,经常是选取某方印中的某个字,然后再选取其他词句中有这个字的仿刻,努力使其他字与此字的风格、感觉相一致,或者选取某个章法再找其他内容仿刻等等,我是这样学习秦汉印的。

明清流派印也经常看,也像学秦汉印一样地仿刻过很多,比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也都学过,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吧,我对黄士陵的篆刻很感兴趣,前后有两三年的时间,但应该说对我以后的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秦汉印,

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谢:我爸爸是我们县里很有名的画家,可以在生宣纸上画工笔猫,画得挺好,我到现在还留有几幅。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县里的儿童画展。说起来也挺怪的,我从小就认为自己就是画画的,哈哈,我一直这样认为。

马:刚才您说您从长春调到郑州,是为了辅导老干部书法,您是在长春学的书法吗?

谢:对,是在刻印之后了,书里都说刻印不会写字不行,就这样开始写字了。最开始是《勤礼碑》,一笔一画地照着写,总共弄了三年。但同时又写《石门颂》,那时候光看到它的线条老到,根本不懂得隶法什么的,就是乱写。后来又照葫芦画瓢地写《石鼓文》等,到郑州以后又写吴让之、邓石如的小篆等。

马:那个时候就一直投稿吗?我最早知道您就是在那些书法比赛的获奖名单上。

谢:篆刻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发了以后,一年多也没有再发,但刚刚发表的一段时间情绪特别的高,就总是投稿,但总也不发。后来明白当时发的两方印并不是我刻得好,而是人家版面需要这样的内容,不管别的。所以,尽管那时一直投稿,但刊登的很少,并且都不是专业的报刊。一直到1986年参加了西泠印社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篆刻评比以后才知道应该往专业的报刊杂志投稿。那时候的各种比赛也特别多,我是基本上有比赛就投稿,所以入选、获奖的机会也多,有时候一张报纸上几个获奖名单里都有我的名字。后来参加中国书协举办的活动,比如篆刻展、中青展什么的,很多。1990年我经人介绍去焦作找工作的时候把各种入选、获奖证书复印后整理成了一大本,也正是因为这厚厚的一大本证书才找的工作,才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的。所以,我是应该感谢那些大赛、感谢展览的组织者的,是他们让我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有了让我逐渐改变自己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可能。

马:传统的内涵是丰富的,书法有碑与帖,绘画有唐宋元明清,印有秦汉印和流派印,就您现在的作品面貌来说,您具体的取法倾向是怎样的?

谢:清中期以后的书法基本上是碑帖结合的多,我也跳不出这个框框,但我的字中“帖”的感觉多一点吧。很多人说我的行草书里有王铎、傅山的影子,实际上我没有认真临过他们的东西,只是看。早年写《草决歌》时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写,只是想记住草法。我的书法形成目前这种样子,可能跟我对书法的认识有关。我看到很多人写字特别拿架子,提按都特别明显,这让我看来是很做作的。我是尽量按自己的意思写字,最开始写《草决歌》也没有严格按照它的字法写,就是记草法,这也可能是个缺陷。1985年调郑州以后,河南的书法氛围是比较好的,对我有很大的促进。那段时间对章草很感兴趣,而且任宗厚老师是写章草的,我也可能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写了一段时间章草,还获得了“杏花杯”的二等奖。当时很多写章草的,可我就是写小草然后加上章草的最后一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章草,应是“伪章草”。章草其实很难认识,很多的字法记不住,自己也知道没有严格的学习是写不好的,所以就改写行草,也没有按照哪个碑帖写。这个时间遇上这个写写,那段时间遇上那个写写。傅山与王铎的风格可能更适合我的性格吧,看的可能多一点。很多人给我提意见,说我的字滑、飘。2000年在中央美院进修时我也没有好好画画,一直在比较认真地临《张迁碑》,就是想狠一狠,稳一稳,因为《张迁碑》比较厚重嘛,想写写以后把我滑的毛病治治。我以前写过《石门颂》,写了很多也写不好。写《张迁碑》是想把我的行草稳住。现在写行草还是有这个毛病,太快,太快了就不容易到位,这也是个有待改正的毛病,自己感觉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相对来说书法比篆刻、绘画更能抒发自己的感情。

马:那绘画呢?

谢:我在学习书法篆刻以后,画画就少了一些,主要精力和心思都在书法和篆刻上,一直到1997年。那时我在焦作图书馆上班,工作太拘束了,就想出去。也是为了生活,画毕竟要比书法篆刻好卖一些,所以从1997年冬天开始,我更多的精力就转向画画了,1998年又去了郑州。

马:是因为想画画去的郑州吗?

谢:也不光是想画画,是想提高提高自己。原因是1990年的时候我对书法是抽象艺术这一观点有些怀疑,所以就开始看一些有关书法美学方面的书。越看越怀疑,就想写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但这对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来说并不轻松,可又找不到什么人请教、讨论,很苦恼,只能自己看书学习。一直到1996年我才开始写文章,太不容易了,知识有限啊。两篇文章共三万多字,观点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是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了,也自认为弄清楚了这一问题,别人怎么看我也不管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觉出去跑跑可能会好一些,可能会接触一些高水平的前辈、同道,就这样去了郑州。

到郑州后不久,经过吉欣璋先生的引荐,我与宏光公司签了约,算是公司的签约画家。直到现在,公司领导对我依然很好, 2000年公司又为我出资去中央美院国画系进修了一年,算是圆了一个初中生的大学梦。从1998年开始,我对书法、篆刻的努力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毕竟画要好卖一点,我觉得为了生活,应该这样。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画比书法比篆刻来钱快一点,这个很现实,一家四口是要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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