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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琨:《黄庭坚书学研究•序》

陈志平君是执导我国第一个书法学博士点的欧阳中石先生的高足。这部题为《黄庭坚书学研究 》的有分量的专著,即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作为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员,本非书法学的“业内人士”,却承蒙欧阳先生青眼,邀我参加了志平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所以对他的这部大作,应该说有所了解。现在中华书局即将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志平君希望我在卷首写几个字——也就是作个序罢,自揣于理于情似乎都是不应推托的,于是就应承下来了。

及至开笔在即,才不免有些踌躇:志平君的这个选题,论及黄庭坚的“文字禅”、诗歌、书法及其互动关系,是非常专门化的。虽然黄庭坚者,乃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即使只是最粗线条地对中国古代书法史有所了解的人,也无不耳熟能详;但是说到他的书法与禅学、诗歌的关系,就绝非一般浅尝辄止的门外汉所能赞一词的了。很遗憾,自己恐怕正厕足于众多的门外汉行列之中。

于是,只能在门外敲点边鼓,谈些相关的断想而已了。

中国古代书法史是每一个书法艺术从事者和爱好者心驰神往的园囿胜地。那里面可供驻足和欣赏的艺术胜迹和作品比比皆是,有成就的作者名单可以开列长长的一大串。其中不乏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是书法史上永远的话题。

宋代的山谷道人黄庭坚,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这不仅因为他是日后占据中国传统诗坛重要位置的“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而且更是有宋一代书法界的巨擘。他是中华民族一位当之无愧的文化巨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贡献,与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史称“苏黄”),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宋代在政治上、经济上是一个国力积弱、萎靡不振的朝代,但是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却绝对是辉煌而不可小觑的:哲学方面,禅宗和净土宗从唐代到此时,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理学(周敦颐、朱熹)、心学(陆九渊)、朔学(司马光)、蜀学(苏轼)、荆公新学(王安石)等学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现了先秦以来的又一波“百家争鸣”的局面。史学方面,陈寅恪先生 曾有“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 的评价,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成为可与《史记》、《汉书》鼎足而三的史学名著。文学方面,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诗歌一途,则不仅摆脱了“好诗已被唐人做尽”的窘境,还创出了风格别具的宋诗;作为中国文学史重大亮点的宋词,更是矗立了后世难以逾越的一道艺术高峰。绘画方面,后世翕然而从的院体画、界画、文人画均勃然兴起于宋代。金石学的发韧之作《集古录》(欧阳修)也于宋代问世。书法方面则以《淳化阁帖》的编印导致了帖学的繁荣昌盛;同时,确立并盛行了在书法史上意义极其重大的“尚意”书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上述的归纳,可能还有不甚准确到位之处,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说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是一个重视创新并且催生了创新的时代,大概是并不过分罢。

创新的时代,促进了时代的创新。黄庭坚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夤缘际会,加之天资英颖,刻苦努力,大胆创新,终于“鳌山悟道 ”,成就了精通禅学、思想特异,臻于诗歌、书法创作的时代高峰的卓荦功绩。在书法领域,虽与苏东坡、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实就汉字书法最能显示功底与性情的行书、尤其是草书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来看,四家之中,黄书实属第一。康有为以来,不少论者提出类似的看法,我是完全赞同的。

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书法学事业的日益繁荣发达,古代书法史的研讨、建构与描写不断全面、深入,对于诸如黄庭坚这样的书法大家的研究自然更是成为热点,各种书法杂志,不敢说每一期,起码每一年都刊载有关黄庭坚书事书迹的文章,绝对是可以认定的;至于各种专著,为数也决不在少。但是诚如志平君所言:“近现代以来,黄庭坚研究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黄庭坚的书学研究与黄庭坚其它方面的研究相脱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主观原因。黄庭坚哲学思想、诗学和书学的研究者缺少沟通和相互借鉴。二是客观原因。黄庭坚的哲学思想、诗学与书学毕竟是不同的学问领域,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叙述语言和研究思路。然而黄庭坚的哲学思想与他的诗学、书学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通,而是渗透于黄庭坚对诗文书画的思考和探索之中,成为黄庭坚书学和诗学相互联接的纽带。”现在,志平君的这部著作以年轻人特有的敏锐和朝气,在黄庭坚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前辈时贤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展、进取,其成绩和影响是不难评估和预期的。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参与答辩委员会共同起草并一致通过了如下的鉴定意见:“……文章学术视野开阔,结构严谨,资料丰富,论证要言不烦,观点表达清晰有力,显示了良好的学风和扎实的专业修养,是一篇具有相当理论高度和表述深度的好论文,在黄庭坚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可见学术界对这篇论文的肯定。

但是,就我孤陋所及,仅仅是对于黄庭坚书法的研究,就也还有若干问题未曾解决,或者说值得继续探讨。例如启功先生临书于1966年3月的《松风阁》诗,曾有“黄书全用柳法,但加疏散耳”的跋语(先生并在多处有关黄书的诗文题跋中重申类似观点),应该如何理解?志平君也曾在提交“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中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似尚有未尽之处(如:在这一点上,有否字体即楷书、行书及草书的区别?)。又如,在今年第7期的《中国书法》杂志上,王玉池先生发表《在别人名下的张旭书作》一文,提出“现传怀素《自叙帖》墨本为黄山谷临本”的大胆怀疑,可谓“石破天惊”,是否可以成立?

诸如此类,说明黄庭坚书事书迹的研究,还有不少题目可做。以志平君现有的成果以及理论和材料方面的准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是可以倚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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