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上，书法作品的风格往往受到书家各人创作观念的制约，而观念往往取决于书法家的思维水平与思想高度。套用一句广告词，叫做“思想有多远，创作就能走多远”。

远的不用说，晚清以来的书法史就不断在证明着这样一个道理。

晚清以来，社会制度的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家们的选择。文字改革、印刷术、20世纪考古发现、文艺思潮、绘画、书法收藏、书法教育以及书法风格内部的演变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书法的发展。书法家对于变革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其风格的大致走向。

20世纪初，对于汉字的不自信，导致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字改革。由官方倡导的文字改革直接影响着书法的用字，拼音化与文字简化的讨论、实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书法的命运，书法用字的观念与风格也在发生着变化。

20世纪是印刷术飞速发展的时期。近年来深藏于皇宫内府的书法名迹得以依靠先进的影印技术与世人见面，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书法的认识，拓片的地位逐渐回归本位。

随着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以及敦煌写经等重大考古发现，人们的书法视野大大丰富，也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书家的书写习惯与书法风格。

西方的文艺思潮、美学等传入我国后，“书法美学”一词出现，书法研究者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书法的艺术价值、书法美的相关问题，也从形式感等观念上深刻影响着书法的风格演变。

20世纪对书法经典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碑派书圣”的诞生可以说是对几千年来书法传统观念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碑、帖两座高峰并列局面的形成，穷乡儿女造像与王羲之《兰亭序》的并列，正好说明经典已经在20世纪泛化。

绘画与书法的关系非常紧密，同源而异出，自古如此。20世纪已经变化的绘画语言对书法创作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就书法教育而言，书法教育和书法家、书法风格的关系密不可分，各层次书法教育的方法、特点、效果等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书法发展的规模与水平。

作为当代书家，自然不能脱离时代、环境，但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发展规律，探究源流，而不为历史的表像所迷。

书法之“法”并无多少悬念。技巧的东西，唯手熟而已。笔墨纸砚，古人所重；今之书法，于纸笔或应更多讲求。至于书法风格的形成，虽然难免时代、环境之制约，但书家自身的那份自知或许更为重要。唯自知能自明，自明能自觉，自觉而生艺术，自觉于心，旁觉于人，远合乎道，自然而然。所谓自然之道，或许在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