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学研究的结构(3)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陈志平 / 2013-04-11 16:12

另一方面,他通过钩稽汉魏书论,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东汉书论的萌牙到西晋卫恒书论的初步自觉这二百年发展过程的基本源流脉络。张天弓先生在回答古代书论肇始这一问题时指出:“汉兴以来,文士的著述有两种风气:一是喜好议论、子书;一是喜好辞赋(广义的)。这是书论兴起即分为二种表述形式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可以说古代书论有两个源头,班固的议论和崔瑗的辞赋。以后书论发展亦有这两种源流,二者虽有相互影响,但大体上仍各自独立发展;直到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并序》才达到初步综合。”在这一由分到合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人就是韦诞。韦诞的书论,是班固、崔瑗、张芝、蔡邕、梁鹄等人书论观点的综合,并直接经由卫瓘而传递给其子卫恒。

韦诞在书法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是在《评张芝》中首次提出了第一个书艺的至尊座标——“草圣”。张天弓先生指出,这种尊“圣”的思维方式和当时书家普遍存在的对于书艺的“自矜”一起,成为引领书法理论走向自觉的驱动力。

卫恒(252-291)《四体书势并序》,将自作与前代以的四篇咏书辞赋《字势》、《篆势》(蔡邕)、《隶势》、《草书势》(崔瑗),按书体产生的历史顺序合为一体,每一“书势”之前都有较长篇幅的序文,论述该书体的起源、特点与书家,兼有书体论、书家论、书法评论、书法史的性质。从其内容上看,既显示了东汉以来书论中辞赋与议论的合流,同时还纳入了文字学的有关内容,其序言及编排已初步显示出将书论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意图,所以斯篇标志着古代书论达到了初步自觉,同时又是南齐永明书学的“玄学化”与“小学化”两种研究方向的直接源头。如果说韦诞书论是东汉以来书论的综合,那么卫恒书论则是汉魏以来书论的综合;韦诞使书艺成为“不朽”,而卫恒使研究书艺成为学科。

这一系列论断的提出已经初步勾勒出汉魏书论的轮廓,但是还没有正面回答古代书论真正自觉的问题,“永明书学”的提出,则正式标志着张天弓先生对古代书学自觉问题的思考走向成熟。《“永明书学”研究》一文是张先生最为满意的篇章之一。他将永明书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永明五年竟陵王开西邸集纳天下学士为界,前一阶段的著述有,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萧子良《答王僧虔书》、王僧虔《书赋》、王俭《书赋序注》;后一阶段有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刘绘《能书人名》、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王愔《文字志》。他指出,在中国古代书学发展史上,没有这样一个时期,在短促的十一年间,产生如此密集的书学论著。这八种著述中,竟创造出古代书学史上的六个第一:第一部书法评论专著,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第一部书体研究专著,第一部异体书法或书法画专著,第一部书法史专著,以及第一种书学著作注解。而且这八种著述在某此内容上虽有交叉,但绝无重复,显示出明确而自觉的学术分工意识和创新意识,除技法研究外,几乎涵盖了古代书学的全部研究领域。

为了进一步丰富“永明书学”研究的内涵,张天弓先生又上下求索,重点考察了王僧虔、萧子良、陶弘景、梁武帝的书论和南朝内府收藏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指出,王僧虔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书法理论家,代表着书学研究的“玄学化”倾向。其后经由王俭、萧子良,转换到后期以萧子良为代表人物的“小学化”倾向。陶弘景和梁武帝是继南齐“永明书学”之后古代书学的又一次理论思维的飞跃,达到了南朝书学的最高理论思维水平。梁武帝提出的书法本体论纲领,初步包含着综合“玄学化”与“小学化”的意向,不过这种综合晚到唐代张怀瓘那里才最终得以实现。至此,张天弓先生已经和盘托出了有关古代书学发展的框架,也使得他对古代书论起源问题的漫长巡礼告一段落。

第三,张天弓先生在方法论上的新创也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典范。张天弓先生虽然是以善于考据而驰名书坛的,但是支撑其考据基础的却是多年沉浸西学而获得的出色的理论思维能力。张先生早年对黑格尔用力很深,他的第一本著作《书法学习心理学》就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书法的尝试。虽然这本书相比后来的研究而言有种种不足,但是他藉此而展开的思考为他后来的文献考辨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张天弓先生在论述“永明书学”的“玄学化”和“小学化”分合历程时指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书法研究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竟然又重演了永明书学的历程,前十年的书法美学热潮,后十年渐入沉稳的书法史研究,可以预期,二十一世纪前期这两种倾向将走向更高水平的综合。”笔者以为,张天弓先生的研究正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促使两种倾向将走向更高水平综合的代表人物。当然,这种综合既指内容,同时也涉及方法。特别是他经常采用的将阐释与考证结合、重视证据链、不断将问题细化、提炼概念等研究方法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典范。

书画纵横网(www.8mhh.com)尊重原创作者及版权,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