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学研究的结构(4)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陈志平 / 2013-04-11 16:12

张天弓先生的主要论文多采取先考后论、论从史出的结撰模式,《古代书论的肇始:从班固到崔瑗》、《“永明书学”研究》、《论韦诞——兼论古代书论的起源》无不如此。他从来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的考证都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例如他对马澄《逸少正书目录》的考证就是如此。《逸少正书目录》是一部书法著录的专著,在书学思想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人关注,张天弓先生起初也忽视了它。到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古代书学研究中的观念、思想、理论,不是像现在某些书法理论的宏论那样,是从什么儒道释的经典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书学研究在解答书法现象中的具体问题时逐渐升华、凝炼而成的。”研究马澄《逸少正书目录》的意义在于找到萧子良书论与梁武帝书论的具体过渡环节,大王有镇书目录,小王则没有,这为解释二王位望升降的原因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

张天弓先生的考证通常是综合的。一方面,注重文献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注意情理的合理演绎。例如他在钩稽南朝内府“镇书——出装书”制度时,主要是从“内”、“外”两个层面来塑造能粘合文献碎片的“范型”,“外”是秘藏图籍秘记的编目与正本、副本,及秘藏画作的整理与编目;“内”是秘藏书迹整理的情状,及书法审美的时尚。后者即是依据相关资料作出的合理推测。在考证具体问题时,张天弓先生一方面秉承孤证不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努力寻找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让证据形成链状结构,以此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汉魏之际,书家普遍存在对于书艺的“自矜”现象,从班固、崔瑗、张芝、蔡邕、梁鹄直到后来的王羲之,无不如此。张天弓先生从韦诞的书论考证入手,将这些书家的相互影响和传承过程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另外,又从当时个体走向自觉的社会背景出发,结合渗透在各个领域的尊“圣”观念,从而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自矜’是古代书论起源和走向自觉的内在动因”这样一个普适性的重要命题。

张天弓先生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他从来不将自己局限在有限的专业文献之中,在他的笔下,文、史、哲能够贯通,阐释和考证必然融会,这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博大的气象,这种博大不是宏观抽象的结果,而是将论题不断细化的产物。特别是在辨伪的过程中,他认为:“所谓研究的深入,通俗地说,也就是善于不断地肢解问题。”他考察《笔阵图》的真伪问题即是如此。他将四部丛辑《法书要录》、《墨薮》、《墨池编》、《书苑菁华》中收录的《笔阵图》相关伪文集中列出,然后分别对待,将它们各自的文献来源一一清理。最后得出“今传卫夫人《笔阵图》与王羲之《题后》,是在唐代一步一步地繁衍构造出来的”结论。

张天弓先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在行文中经常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凝练为一个个明晰的概念,诸如“自矜”、“玄学化”、“小学化”、“类化”、“永明书学”、“字组”等。他曾经思考过古代书论的现代性转换问题,认为主要是通过体系研究、范畴史研究来与现代书论交融。如果作为前提与基础的史的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到位,那么这种“转换”很可能就是用古人的词语概念来表达今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他很反对那些盲目搬用流行于当代的新名词如“形式”、“内容”来解释古人所说的“形质”、“神采”的做法。这表明,张天弓先生的理论研究不只是追溯过去,同时也指向现在与将来。

二十年来,张天弓先生辛勤地耕耘于古代书学研究这片园地,他时而开拓冻土,时而查缺补漏,时而穷研极究,时而纵笔宏论,他几乎投入了业余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历尽艰辛,九折不回,终于在2009年的年末将自己半生心血凝聚成的硕果展现于世人眼前。其具体篇章或有可议,但其卓越成就不容置喙。在当代社会学术腐败日甚一日的今天,张天弓先生以他对于学术的虔诚和执著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他身上所具有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和求实创新的品格正在成为当代书坛的宝贵财富,而他对中国古代书学的出色研究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书学领域的新起点。

(陈志平,书法博士,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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