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书道翰墨香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张天弓 / 2013-04-16 10:28

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朵艺术奇葩,历经数千载仍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湖北地处长江流域中部,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是一种绚丽瑰奇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大地,文化底蕴深厚,书艺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系文字书法,从出土实物真迹看,主要有金文、竹简、帛书三大类,还有其他少量的陶器、漆器、玉器等。书道“楚风”发韧于楚金文,西周晚期《楚公 钟》已开始显落出既有周人典雅风格影响,又有巫文化底蕴的奇异个性。随着楚国的强盛和扩张,其文化艺术精神迅速传播,金文楚风影响到长江流域各诸侯国书风的变化。

楚金文主要是纪事颂功,属于典型的官书,多铸刻在重要的青铜器皿上。楚简帛书则是竹筒丝绸上的手书墨迹,能直接展示写手的意兴,且写手成份多样,上至巫官下至平民皆可参入,其高手挥洒之际更能流露出多样化的审美个性。楚金文与楚简帛书虽然交互影响,但楚简帛书更灿烂多姿,最能代表楚风的艺术水准和审美特性。

从上世纪至现在,出土的楚简近万件,文字多达十万余,单字总量近五千,多是楚系书风成熟鼎盛时期的作品,如荆州出土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楚简的出土,一次次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楚简旋风从考古界、学术界刮到书法界,正赶上新时期的书法热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上古书法史和书法艺术传统。先是篆隶创作中汲取、移植、借鉴,接着是进行艺术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股持续的“楚简热潮”。2009年8月在湖北荆州召开了“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盛况空前,对书法艺术繁荣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两汉之际书法艺术步入“自觉”发展时期,先是章草,再是隶书、篆书,随后是行书、楷书。汉文化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总结,也是秦文化和楚文化的融合。楚文化对书法的“自觉”有着重要影响。东汉崔瑗咏赞章草的赋作《草势》,是今存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书学文献,她首次揭示了书法创作的即兴挥写的这种特性。这篇重要书论是直接受到傅毅《舞赋》、张衡《舞赋》影响而创作的。前者是托名于楚襄王与宋玉关于乐舞的问答,后者是关于淮南乐舞的描述,二者实际上都是楚系乐舞。书学理论的产生,是书法艺术“自觉”的一项重要标志。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表治理荆州(治所襄阳)19年,社会安定,大批避乱学者投奔荆州,逐渐形成“荆州学派”,一时间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著名书法家邯郸淳、梁鹄也来到荆州,荆州归附曹操后,他们即入仕洛阳,成为魏初书坛的中坚,书法家卫顗、韦诞皆为邯郸淳弟子。邯郸淳后来为曹植的老师,又补石经,梁鹄常题署魏宫,皆一时之盛。这是汉魏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襄樊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朝书学将汉魏书法“自觉”以来的名士书法概括为“钟(繇)、张(芝)、二王(羲之、献之)”。钟、张为“古”,二王为“今”,古质今妍。东晋王羲之是新书风的伟大创造者,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王羲之32岁时应征西将军,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的征聘而来到武昌(今湖北鄂州),任征西府参军、长史,约6年时间。在武昌期间,王羲之“玄礼双修”的思想基本成熟,书法开始成名,处于开创新书风的前夜。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只知道他参加“南楼理咏”雅集,既清谈玄理(《易》、《老》、《庄》),又酬唱吟诵,至于新书风与楚文化是否有更多关联,不敢臆断,但武昌本为三国东吴之故都,先秦楚国之重镇,不能不令人顿生诸多遐想。

唐代是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盛唐时行书大家李邕,为江都(今江苏杨州)人,祖藉江夏(今湖北武汉)。其父李善,注释《文选》精绝,李邕也是著名文学家,与李白、杜甫相友善。其著名书法作品有《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等。李邕是古代为数不多的湖北藉书法名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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