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张天弓 / 2013-04-16 14:42

一、小引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梁武帝萧衍(464-549)、陶弘景(456-536)相互论书启九首,萧四首,陶五首。九封书信前后关联,为二人晚年所作。书信往来,评帖论书,其经验之丰富,鉴识之精细,理论之深邃,令人感叹。从前笔者阅读这些书信总有一个疑问:“一个在京都,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在茅山,在江苏省句容市东南,往来中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呢?”后来依据陶启所引南齐马澄《逸少正书目录》两条佚文,推论南齐已有“镇书—出装书”体制。“镇书”,即镇秘府之“书”,是秘府中的极品,永久珍藏,不得外传,而“出装书”则是“镇书”的摹本,可用来馈赠皇亲国戚、爱卿大臣。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这种体制即可解答诸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拙文《马澄〈逸少正(镇)书录〉散考》对此体制已作详细探讨,但没有专门讨论这九封书信,只是提到“从中可以感觉到,这种体制在梁代又有新的发展”。(1) 本文即是从“镇书—出装书”的视角切入,探讨这九封书信及其相关问题。

在《法书要录》中,陶启在前,一首陶启、一首萧启相次第,最后也是陶启,现依这种次序,将五首陶启简称为陶启一、陶启二、陶启三、陶启四、陶启五,四首萧启简称为萧启一、萧启二、萧启三、萧启四。《法书要录》卷二还收录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与九首书启相关,可简称为《十二意》。这九封书信的先后次序,表面上是一来一往,但明显地存在着颠倒错乱。到底哪封在前,哪封在后,这与书信的内容相关。反过来说,理解书信的内容,又与准确判别书信的先后次序相关。这样一来,“内容”与“次序”互为因果而相互缠绕。相互缠绕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为什么这封信在前?因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封信在前。目前已见到二种重新排序,一种是日本学者作的,一种是中国学者作的,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排序。萧、陶二人身份特殊,书信本来就有一定的隐秘性,距今又有一千四百多年,不了解当时书信交流的“小语境”,就很难克服这种隐秘性。我以为,“镇书—出装书”正是开启九封书信奥秘的一把钥匙。 

二、“出装(书)之例”

陶弘景非常精明,信中“预出装之例”,为的是向梁武帝索要书法作品。“预”即预计、预想;“例”即惯例、规矩。直接伸手不妥,依照“出装书”规矩就好说话。陶的五封书信,都与“出装书之例”相关。先看陶启一: 

        适复蒙给二卷,伏览褾帖,皆如圣旨,既不显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毕,不赴今信。纸卷先已经有,兼多他杂,无所复取,亦请俟俱了日奉还。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真(《王氏书苑》本作“冥”,近是)题中精要而已。(2) 

这是收到梁武帝“复给二卷”后的回信;前给二卷,没有回复,又给二卷,此一并回复。后二卷,梁武帝没有明确表态,“不显允少留”,“少留”即留一段时间,陶启一说不敢久留,赶紧摹写而一段未成,不能随此信奉还。前二卷是“纸卷”,现在也不能随信奉还,请允许“俱了”后奉还。总之,一共收到四卷,以后再奉还。

萧启一是回信,对如何处理四卷表了态:后二卷可以“少留”,前二卷“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无正,可取备于此”。“正”,是指正本、原本,作为“镇书”藏之秘府。不能看到正本,有摹本“出装书”就行了。言下之意,“出装书”可以留存,不必送还了。

耐人寻味的是,陶明知前二卷是摹本,正本在府库,也知道南齐以来“镇出一出装书”制度,但不称“摹本”,也不及“出装书”,而是称“纸卷”。我想,陶当然想留存下来,对朝庭(廷)来说多制作一套摹本并非难事,但他心中无底,只好赶紧摹写,制作摹本的摹本,等“俱了”后奉还。梁武帝回信对“纸卷”定了性,“是出装书”,这对陶隐居来说确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恩赐。有了皇上的恩准,陶以后就可以“预出装之例”。这可以作为判别陶启先后次序的一条重要的线索。顺便说明一点,陶启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凡“出装书”均为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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