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方晓兄同学于先师徐无闻先生之门，转眼就是20年了。回首看来，方晓兄之成功，既有源于他多年来的善学，也与其多年来笔耕不辍、诸艺并举的为艺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

方晓兄之为人，以慎独而著。多年来坚守“独善其身”、“一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态度，使其于繁杂热闹的当下具有了自身极为难得的个性。与许多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有别，方晓之个性绝无排他性。其恬淡自适的心境，使其在常人津津乐道的物质诱惑前往往能够泰然自若，而能够置所有纷扰于不顾而潜心艺术。于常人而言，恬淡自适或许为一时心境，而此点在方晓兄那里，几为常态。

当然，这种恬淡自适并非枯坐孤寂，而是充满生机与力量。这种生机与力量集中反映在他的书画篆刻艺术中。

多年前，他对于北川山水的大量写生曾使我大为惊叹。在地震后的今天再回顾他对于北川山水的写照，不得不感叹他对于山水美的敏感与对于山水的亲密。他的山水的唯美与恬静，与他来自于书法的用笔或许不无关系。其花鸟画可归于写意一类，得益于八大山人者尤多。大写意画之难，难在笔墨之简与意境之丰。方晓之花鸟，始于其多年前是从花鸟画家钱五元先生。其时对于四川农村常见的花鸟草虫的挥写，奠定了其后对于花鸟的基础。其后对于篆书的熟悉，对于行草书的大量临习，使其用笔更具书法之韵味。由此而论，书画同源而相生，在方晓兄这里就是事实。

就其书法而论，贯穿于方晓兄诸体的的笔法或为篆书。其多年对于篆书的用功，主要在于二李一路风格，上至李斯，下至李阳冰甚而至于元明书家。对出土于绵阳市三台县的元人吴睿篆书碑的偏爱与熟悉，使其篆书字法、笔法多有变化，以篆书较为细瘦的点画为质，以错落结构稍加变化，而在整体意韵把握上则以恬淡闲适为归。

于行草技法，方晓兄钟情于中锋为主的表现。其行草书源于王羲之与李邕行书，尤其于李邕之《云麾将军碑》多所用功。其行草书的基本结构以重心下压为主，与其钟情李邕或许不无关系。重心下压的结构，从李邕及于赵孟頫一路，在清末碑学大兴后，渐成颓势。20世纪以来，浸淫碑风而自成一派这，多有其人，而方晓兄几乎不及碑学，而以篆书及利用书法铸基，风格选择上，也与雄强之碑风拉开了距离。其清新之书风，渊源有自，自成逻辑，别于世人而又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难能与可贵。

同样，其篆刻也以清新之风而独立于世。就取法而言，汉玉印对其影响至巨。玉印之光洁为玉质材料及铸印技术所共同作用而成。或许此类印章之风格正与方晓兄之性情吻合，其印章风格选择，从汉玉印而至于清末民初之黄牧父、王福庵、赵叔孺以及方介堪、徐无闻先生一路印风。或许，在学习上是由徐先生而上溯至于玉印。用刀上，多以浅冲而成点画，少用切刀或长冲，因而，其印章风格以清隽优雅为主。

艺术风格的选择，在许多艺术家那里有着被动的意味，而在方晓这里，艺术风格选择具有极强的自主性。这种主动选择，贯穿于其艺术学习与艺术创造过程。近溯其本，这种选择实源于其内心本洁。

或许，正是这种高洁之心，成就了方晓的生活状态，也成就了方晓的艺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