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历史——秦理斌的古典情怀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鲁明军 / 2013-05-02 12:28

作为历史的守望者,秦理斌始终坚守着传统文化这块精神家园,注重传达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视角和对生存空间的偏转与切割,从某度程度上讲这对于时空是具有超越意义的。

历史就其总体发展而言,并无那种有一种力量(不论是上帝或是由人自以为发现了规律)铁定了的规律(林木《中国艺评家们何以这样羞涩》),其永恒的预测性、偶然性和不可逆性伴随着人类的行走并留下了无数的痕迹。秦理斌轻轻抚摸着这每一处痕迹,每一次的抚摸都让我们感到异样的清新和欣悦。当今天更多的人以“奴隶”的面目翻录着历史传统时,秦理斌显得格外清醒,他的创作足以证明他对历史的消解能力是日臻完善的。因为他内在的本来面目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很清晰的折射和反映;历史传统的抒情性和多义性在他手腕下的线条和空间中得到了很自然的遮蔽和融解。他温文尔雅,风致谦谦,这种新文人气质和古典情怀与今天浮躁的文化时态之间的悖离将愈来愈远。

对一个从事书法者而言,任何时候割裂历史都意味着是一种慢性的自我丧失与没落。因为从对历史客观的理解到自我的化解,本身是一个寻找承载和完善主体心绪表达话语的过程。当我们直面生命、生存、生殖这些凝重的话题时,话语方式的选择显得尤为必要,何况它本身就是主体精神价值倾向的延伸。基于这些不解的困惑和务实的心理因素,似乎传统文化更为我们所青睐,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自我掩饰、自我封闭的选择呢?

个性的确立,往往寓于语言的探索中。秦理斌是一个固执得、传统的有点可爱的人,他拒绝一切背离历史的因素,这包括他创作中每一处的牵丝引带、

欹侧关系,都似乎能从传统经典文本中能找到端倪和出处。寻绎其学书历程,东晋二王、北宋苏米以及元明赵董对秦理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很多人否定取法赵董时,而秦理斌则逆其道而行,恰恰选择了这条狭路孤道,试图传达他内心的那份幽冷和静谧。从中,我们也不能排除秦汉简牍帛书以及近代李叔同等人对他的影响,因为作品情境氛围的营造更多得益于此。我想,固然这其中的嫁、融和还很硬性和刻板,但这种取法的方向绝非是尝试自己的胆魄,更重要的我以为是心灵个性的合拍所致。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两种极端倾向:精神性的倾向和语言纯粹性的倾向。而最终的极限在于二者的兼容,在于独立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的风格的形成。在众多的领域中,对书法而言似乎更为困难,这是书法本身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来决定的。许多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重这轻那、厚此薄彼的格局中。而秦理斌是一个意外的表证,这在于他对二者兼容性的不断探索和尝试。虽然在语言纯粹性的个性追求上与他所传达的空灵性、旷达感还存在着隐隐的对抗性,可对这种对抗性的消解早已是他创作中针对性的愿望与实践。

终极有多远?值得我们质疑。实则一句话足以囊括:完全的投入。秦理斌的可贵之处也正是表现在他这种内在如一的彻底倾注。这种始终如一的内在的安逸、内在的宁静、技法规范的完整一致,使得他取势的冲突、技法的冲突、情感的冲突、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文化倾向的冲突等因素显得晦涩而隐蔽,这也显现了他内心的那份单纯和执着。

历史,有大量的潜能等待我们去觉察,它们在未知的地方作用于我们的生存。当我们给予它轻轻的抚摸时,它所传达至我们内心的真实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又回馈于我们安慰和振颤。秦理斌对历史的抚摸中有一份淡淡的凝重,这在他有意地强调线条内在的张力和表达的丰富性上得到了印证。而这给予客体的无疑是一份沉寂和滞涩,当然这决定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思考容量和精神份额。

在当代甘肃书坛,马啸与秦理斌是最具可比性的。马啸倾向于沉痛反思后的体验,而秦理斌则更注重轻抚历史后的倾心表达,他们的选择和面目是如此的迥异,但他们的思维深度和内涵深度以及作品所凸显的学术个性却是相统一的。如果说马啸是一杯浓浓的“雀巢”的话,秦理斌则是一杯淡淡的“龙井”,好在二者都是我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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