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民族诸艺术中，书法艺术最集中、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特征及汉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

书法是一门艺术，欣赏书法是一种美的享受。书法艺术作品不仅可供人们清赏把玩，它往往还是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写照，是作者人生修养及人格力量的再现。一副凝聚着作者心血的翰墨精品，无时都在向人们无声的诉说着世事的艰辛，人生的美好，岁月的沧桑，透过作者的墨痕，使人们联想到往日里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甚至是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如晋代王羲之《兰亭序》的春风扑面，清逸秀健；宋代苏轼《黄州寒食诗》的悲凉凄怆中流露出的豁达宽容，无不反映着作者当时既不屈又无奈的情绪基调。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出师表》笔走龙蛇，刚劲雄奇，一个为国家民族请缨出征，尽忠报国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其书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所表现的艺术魅力就足以赢得人们广泛的赞誉和喜爱，但更为奇特的是作品所透射出的作者誓死收复祖国河山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创造的颜体字，更是以其独具的风神彪炳史书，成为正义和忠义的象征。他所书写的名帖《争座位》就是反映他和当时朝廷腐朽的宦官势力作斗争的事例。正因为这幅书作表现了书法家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在客观上起到了打击邪恶势力，匡扶正义力量的社会效果，使得人们更加爱惜这幅艺术作品。人们爱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更爱其庄重威严，大气磅礴的气度，爱他忠肝义胆，正气堂堂的伟大人格。

回首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不少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都与书法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书法家。他们的作品广泛地流传于后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徽宗、康熙、乾隆等皇帝都堪称书法高手。尤以唐太宗、宋徽宗的艺术成就最高。唐太宗李世明在统一全国后，常以万机之暇，深研文史，留心翰墨，特别是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偏爱之极。他书写的《温泉铭》、《晋祠铭》为其代表作，深得书圣王羲之书法的神髓，是历史公认的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的书法杰作。

宋代皇帝宋徽宗赵佶的书画艺术作品更是造诣高深，精彩异常。他独创的书法纤细秀劲，瘦健遒媚，在书法史上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们喜爱，被人称为《瘦金体》。清代皇帝康熙、乾隆的墨迹、碑刻、牌匾，由于年代较近，流传的就更为广泛。

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伴随着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也留下了不少珍贵墨迹。如其“大公无私”作品，气势豁达，工稳厚重，足以反映一个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心迹。他的另一幅作品“博爱”也同样能反映作者宽阔的胸襟和洋溢着无比诱人的艺术魅力。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书法更是奇崛伟岸、豪放旷达，兼而秀颖独出，风神独具。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书赠柳亚子先生的《沁园春·雪》在重庆面世。当即在重庆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引起轰动。都在惊叹这位来自延安窑洞的共产党领袖大气磅礴，精彩绝伦的词，而那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也令山城人为之倾倒。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捧读和欣赏这幅杰作时，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当时国家正处于内战一触即发的危难之时，作者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挺身而出，深入虎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诗人的博大胸怀。

书法艺术不像别的艺术那样直观，而是比较抽象。看法不易统一，对同一件作品甚至会因意见相左而见仁见智。这是因为：书法艺术作品是靠个人的感知来作判断，而不能够量化。欣赏书法是需要基础的，由于个人对书法本身的实践及对书法基本知识的了解不一样，认识也便分出不同的层次，从而导致对同一件作品各有不同看法的结果。各人知识文化修养，身份地位，当时的心境等的不同，也是造成看法不一的原因。事实上看法也不可能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作品有了更大的包容量，是各个层面的人都有所得，这也正是艺术作品的神奇之处。但书法艺术作品欣赏也不是没有标准的。我们既要承认书法欣赏中个人较强的主观意识；也要肯定书法欣赏还是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的。一件书法作品一旦产生，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的艺术价值也便随之产生并影响和感染着欣赏者的情感和审美情绪，但在欣赏时，我们应当遵循这么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和一双客观的眼睛，不以自己的喜好做标准。由于个人性情、学识阅历等的不同，可以对某种风格有所偏爱，但绝不能以此作为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