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考察 一个王羲之研究的新角度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祁小春 / 2013-05-10 17:26

作者 薛龙春

周公、孔子被称为圣人,乃因他们不仅是治道的象征,亦为中国古人道德典范的象征。故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世所不容。但中国古代也称具有某方面专长的能人——即葛洪所说的“众所不及”者——为“圣”。《抱朴子》所载皇象、胡昭是书圣,卫协、张墨是画圣,张衡、马钧是木圣,不一而足。这种“圣”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历史上就有很多人被称为书圣,唐代以前,皇象、胡昭而外,张芝、锺繇、索靖、王志等人都曾被目为书圣,唐人许圉师为了谄媚高宗,亦恭维他为“古今书圣”。在书法史上,擅长草书的人又被称为草圣,汉代以来,杜度、张芝、张旭皆有此誉。古人以“圣”与“绝”对举,“锺繇隶奇,张芝草圣”、“张芝草圣,皇象八绝”,“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可知“圣”即技艺惊绝之义。至于诗文、图画之“圣”,大抵可作同等观。清初阎若璩有“本朝十二圣人”之谓,他所例举者都是当时在某一方面尤为突出者。

在早期书法史中,王羲之并无书圣之名,他的名气在南朝时期甚至还不如他的儿子王献之大。但唐代定鼎之后,太宗以三五之尊为作传赞,鼓吹羲之书法尽善尽美,等诸《韶》乐。嗣后学书鲜有不学王字者,以王羲之等晋唐名家法帖为中心的书学途径在后代被称为“帖学”,牢笼书史千余年,王羲之因此成为后人心目中的书圣,而且是唯一的。

尽管“众所不及”之圣与周孔之圣原非一事,但王羲之形象(包括人格与艺术)在历史建构中却无限高大起来,成为一尊不可动摇的偶像。若作王羲之研究,传世的文献、尺牍文本、书法摹本与刻本等应该是我们首先关心的,整理并从中筛选出可信的“史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作业。否则,任何高谈阔论的所谓研究实无寸补,注定只是一堆糊涂账。有学者根据王羲之书札中经常出现“左一个‘奈何’右一个‘奈何’”,就遽然阐释王氏晚年的悲凉情怀,殊不知魏晋南北朝时代因礼制(特别是丧礼)的需要,士族家族亲友之间,告哀吊答尺牍的使用十分盛行,而“奈何”不过是书仪中的套话。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王羲之研究的基础工作向来无人问津,但是系统、全面、科学的王羲之基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薄弱亦无须回避,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东邻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成果,就能立刻感受到差距的存在。

当然,从事这一基础研究除了愿望与耐力之外,研究条件与研究背景亦极为关键。《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一书的作者祁小春,大学时代学习古籍版本与古文字,毕业后曾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后赴日本留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化史、美术史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担任“中国史”、“中国文化史”、“古文字学”、“书道史”等大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的新作所展现的研究路径既有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亦得京都学派的沾溉。其基本立场是严密的文本读解、细致的考证校勘以及疑古的精神。他非常熟悉国内的王学研究现状,对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亦了如指掌,这是两国其他学者很难具备的学术条件。因此,在讨论祁小春的著作时,我们应当对其学术背景有所认识,由此可以了解祁小春何以如此开展研究、何以如此写作的种种疑问。

他的这部著作洋洋60万言,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资料研究,对王羲之的撰述资料与传记资料进行排比、分析,然后着重对王羲之的传世尺牍文本与《兰亭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下编是人物研究,作者以上编为基础,对王羲之的家世、生涯事迹及其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清理,同时抽取出傲、简、悲、媚四个语词来探讨东晋文化背景下王羲之的性格气质及其与文章、书法的关系,以期更直接有效地把握那个时代文化的具体特征,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羲之。比如,受吕思勉讨论东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的启发,祁小春通过整理《世说新语》中有关王羲之记载——如在好友王敬仁、许玄度死后评论不恭,支道林最初拜访他时爱理不理,对谢家与郗家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与简文帝的互相漫骂,与王述交恶始末等等——揭示出王羲之性格中的“傲慢”,这也许是书圣让我们觉得较为陌生的一面。再如祁小春注意到王羲之草书的简略化倾向,由此探讨了晋人尚“韵”与尚“简”风气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尚“韵”增加了一个新的角度。

本书第一个特点是资料全面丰赡。中古文献存世较少,“全”就显得格外重要。全面掌握资料,不仅可以建立联结的思考网络,保障推论的“安全性”,而且任何看似零碎的材料,若能有效勾连,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祁小春对与王羲之相关的历史资料旁徵岛索,竭泽而渔。以王羲之撰述资料为例,除了传世的文本文献(尺牍)、刻帖、模本之外,近代发现的一些法帖摹本、刻拓本以及敦煌临本,国外所藏古代搨摹本等新资料,日本平安时代藤原行成所临一系列王羲之尺牍都是他搜集与研究的目标。这些材料主要是四百余通尺牍,其中包含着王羲之思想及其生活的一些细节,倘若能够清理出其格式、语词规范、书写时间地点、王羲之与受书人的关系等等信息,这些历来不被重视的王书尺牍就能作为有效史料得到充分的利用。讨论“官奴”不可能是王献之这一问题时,祁小春通过考证《十七帖》中《玉润》等帖的书写时间,推知王羲之在世时王献之并未结婚,他不可能是玉润之父(即官奴)。在尺牍研究中,祁小春除了借鉴宋代以来的帖学研究成果,《全晋文》所收陆云日常尺牍、楼兰出土晋人书信残纸、陶弘景《真诰》所收杨许交往信札、敦煌出土唐人书仪等皆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王玉池先生在序言中对祁小春的全面细致大为推崇,洵非溢美。

祁小春对于相关先行研究的介绍与平议亦相当全面,尤其是当代日本的王学研究、《真诰》研究、《兰亭序》研究的新成果,如中田勇次郎、上田早苗、西川宁、森野繁夫、佐藤利行、清水凯夫、宇野雪村、兴膳宏、杉村邦彦、吉川忠夫、谷口铁雄等人的著作与观点,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引征、评论与取舍,因其详细,在阅读上甚或让读者觉得有些枝蔓。而祁小春自有他的考虑,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本书含有大量的学术信息,这对于今后的王学研究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向导作用,俾后之来者可藉此了解王学的先行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道路。”可知除了表达对其他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尊重之外,祁小春亦希望自己的这本著作具有汇聚学术资讯的价值,兼有索引的作用。在我看来,今后的研究者,正可作为王学的学术史看待,尽管作者不是采用学术史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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