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史学史上的“王羲之”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祁小春 / 2013-05-10 23:25
事实上,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研究者长期的沉潜,既要有“坐冷板凳”的决心与毅力,又要求“十年磨一剑”的积累与成效。尤其是对于书法研究领域而言,经历...

作者 祝帅

日前,著名书法史学者祁小春博士的代表作《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以下略称《迈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书法史论界同仁期待已久的盛事。这是因为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的《迈世》一书,首先是2007年由台北石头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繁体字版,2010年再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大陆地区的研究者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本书的原著。尽管通过作者的其他专著和学术研讨会等场合了解到本书的基本内容,但不能直接阅读一手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此次文物出版社推出的简体字本是这本重要著作首次与大陆地区的读者见面。笔者认为,这是中文世界中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王羲之专题研究的著作,也是对最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关于王羲之研究进行总结创新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代表了中国书法史研究在21世纪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更预示了书法研究与整个人文学科对话的一种可能性。

一、研究视角:从书法本体到人文考察

当今书法理论研究肩负着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当然是与书法创作本身的互动;另一方面,书法理论研究的高度,决定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代学术中的位置,及其与其它人文学科相对话时的姿态。因此,无论是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实践的互动,还是书法理论与其它人文学科的互动,都应该看作当代书法生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以往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书法研究者似乎只注意到了书法理论研究在参与实践、解释现象等方面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书法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价值和可能性。

事实上,人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书法研究是全面解读人文经典,建构人文视野的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但书法自身的专业性又成为很多很多人文学者进入这一领域的技术障碍。以西方汉学研究为例,关于中国古代的美术史、绘画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已经逐渐形成一些学派,但西方汉学家对于书法研究却始终不得要旨。当然也正因此,才为那些既熟悉当今国际学术界学术动态和理论前沿,又对书法本体乃至书法实践并不陌生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的空间。祁小春博士的巨著《迈世》正是在这种背景中诞生的。

2009年在杭州举行的“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国际研讨会”上,学术主持邱振中先生曾经把当今的中国书法史研究概括成三种主要的面向。笔者凭记忆总其大意,大抵是以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作者群为代表的基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通史研究,以白谦慎先生等为代表的基于外部材料进行的书法社会史研究,以及以祁小春人等为代表的基于专题、个案的微观研究。应该看到,这里除了具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白谦慎先生的研究思路受到西方(确切地说是北美学术界)的社会史、社会批评理论思路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看来其方法有些独特的话,其余的两种进路所采纳的主要还是历史实证的研究范式。无论如何,这种学术风气养成了书法史学者关注小问题、注重基础学术训练的习惯,对于防范一种书法史研究中的空疏学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2011年来,关于王羲之和二王研究的热潮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以至于如果要概括2011年书法理论研究的关键词,可以说“二王”首当其冲。2011年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展厅推出年度大展——“兰亭特展”和“兰亭珍拓展”,并举办了邀请包括日本、台湾省诸多学者参与的“2011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独有偶,2011年10月,“兰亭”所在地——浙江绍兴声势浩大的第27届兰亭书法节上,以“二王流派与当代书法史序列”为题的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二届“兰亭论坛”尤其引人瞩目。除了两次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上海博物馆主办的“东方讲坛”,邀请六位专家学者开讲《兰亭序》,年底又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兰亭》一书,收入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文本,并配发其他专家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二王”已不仅仅是当代的主流书风,更是当代书法研究中当之无愧的“显学”。

应该说,经过了“兰亭论辩”结束后近半个世界以来的学术积累,有关二王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渐从“兰亭真伪”这一纠缠不休的问题的定论情结中走出,进入到“细节研究”的新阶段。201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祁小春先生《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一书是相关领域最新成果的代表。但应该说,目前的二王研究还仍然有许多有待开辟的学术空间。以故宫举办的“2011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尽管有荣新江教授等学者提供了高水平的论文,并特邀到傅申教授等美术史界主流学者参与其中,但或许由于没有经过公开征稿和专家评选的过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定向约稿,因此存在论文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部分论文甚至存在“臆断”、“猜谜”的倾向,在学术方法上缺乏推进和更新,也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相反,许多前沿的学术成果没有被纳入其中,这与人们对一次国际级学术研讨会的期待还相差甚远。

在笔者看来,对于“二王”研究这样的热点和难点并存的领域而言,研究者既需要研究者对于书法史料的长期浸淫与实践,同时又需要熟悉当代历史学在魏晋断代史、敦煌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因此,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更加系统和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从而使书法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跻身当代历史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与当代学术的最新成果展开平等对话,而不仅仅是像美术史等学科那样强调自身学术训练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到头来无非还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下级学科和分支门类,成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附庸。

书法研究之所以常常被视为文史研究的附庸,主要原因在于书法研究常常是借用文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比如所谓图像学、“二重证据法”等等,或是简单借用人文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和前沿领域和书法发生简单的交叉,而没有对文史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毕竟,美术史的图式理论研究在整个书法史研究领域中并非主流,因而也很难引起一般文史学者的充分关注。但是《迈世》中,却时时体现出作者不甘心写一部囿于书法界内部的专著的决心。并且,作者所展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并不是对于书法史研究的上级学科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照搬与模仿,而是努力突出一位书法或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对于整个当代学术的抱负与贡献。

例如,书中所首倡的王羲之尺牍研究(资料研究篇)、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人物研究篇)等等论题就体现了这种源于书法而不囿于书法的倾向,这些研究论题不仅发书法研究界之所未见,也堪称是文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研究的前沿,充分体现了书法研究的可能性。如陈志平教授所看到的:“对于王羲之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国书法的整体性关注,也是对魏晋时期这个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的特别关注。祁著的意义决不止于书法领域,他所进行的探讨和所得出的结论将成为“王学”研究在过去二千多年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从而无可置疑地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起点。”薛龙春教授也看到:“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并未将对象作为杰出的书法家来对待,而是将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置于中国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属于历史文献研究,而不是书法史研究。”可以说,在书法领域中出现这样一部著作是令人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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