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专访--祁小春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2013-05-21 17:47

《中国书法》专访

一、您继专著《王羲之论考》在日本出版之后,近期在台湾石头出版社正式出版又一部《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前书出版时,杉村邦彦先生称曾赞为“又将王羲之研究向前推进了二、三步的划时代研究之作。”后书出版后,中方的王学专家也一致称赞。可以说这两部书基本确立了您在“王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那么,首先请具体介绍一下这两部著作的情况?

首先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于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在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1989年应日本杉村邦彦教授的邀请,前往日本京都教育大学作访问学者,在杉村教授的东洋史研究室做“近代日中书法交流史”课题研究。1993~98年考入立命馆大学攻读文化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1998年3月获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此后历任立命馆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师,2002~07年任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专任教师。07年归国,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拙著《王羲之论考》(下略称“日文版”),是我1998年向立命馆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王羲之考〉。提出后,立命馆大学组成了以导师中村乔教授(中国文化史)为主审、本田治教授(中国古代史)和外聘京都教育大学杉村邦彦教授(中国书法史论)为副主审的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对博士论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评议,在论文答辩时,诸位先生还提了许多宝贵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对博士论文作了全面修改订正,更名《王羲之论考》,2001年5月由日本的东方出版刊行问世。此次《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下略称“中文版”)的出版,首先我要感谢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白谦慎先生。白先生曾在美国的相关学刊上发表了英文书评,向西方学界介绍日文版,后更经他鼎力推荐,石头出版社决定出版中文版。我原先计画也是将日文版翻译成中文出版,但后来改变了想法。因为日文版问世以后,我又看到了不少研究论文和文献资料,获得国内王学研究的大量信息,而且有幸与王羲之研究专家王汝涛、王玉池和刘涛三位先生做了十分有益的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撰写了不少新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已在国内外学刊杂志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所以,我决定借此出版中文版机会,将这些新论也一并收入,是为中文版第二、三、四章和两篇〈个案研究>。此外,中文版虽然保存了日文版旧作的第五、六、七章的主干部分,但在篇幅和内容方面都做了很大调整和增补修订。因此就内容而言,这次出版的中文版并非日文版的译本,而是在后者基础之上又重新编撰的一部新的学术著作。至于您所说的确立了在“王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我实愧不敢当,因为拙著中许多观点只不过是我的一些研究心得而已,未必能成定论。但这两部拙著的诞生前后毕竟花了十许年工夫,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大约没功劳还有苦劳吧。如果说拙著尚有亮点可言的话,就在于其中含有的学术信息量较多,这对于今后的王学研究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向导作用,俾后之来者可藉此了解王学的先行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道路。

二、诚如王玉池先生曾评价在“王学”研究领域的您是“最认真、最专注、工作也最细致和深入、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从您的学术文章中可以感受到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记得您曾说过∶“我的研究方式,不是对研究对象做一个整体的感性把握,而是要在掌握大量的事实资料后对研究对象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和展现事物的史实。”这似乎便是您对研究方式的选择,您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在国内书法理论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王老的评语主要是发自对后辈的关爱和鼓励,作为后学,唯当引以自励。至于王老所评的“细致”“深入”,可以说是受了日本学风的影响。这种学风主要就是重视资料,在作研究时要求尽量做到竭泽而渔。具体来说,就是在选定一个研究题目之后,再花大量时间去调查先行研究的信息,尽可能避免出现重大遗漏。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从资料中来到资料中去,不预设观点结论;在阐述中则尽量体现“让资料自己说话”的论证过程。因为越让资料说话,论证就越具有客观性。“让资料自己说话”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条件和状态。日本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强调要与资料对话,与古人对话,办法就是让自己“坐拥书城”。日本学者很讲究“坐拥书城”的研究“状态”,一般大学教师都有自己的个人研究室,室内摆设也彼此都大致相同,除了桌椅之外,周围都成为资料的海洋。我觉得这是一种调整研究状态的好办法,可使精力高度集中,以进入研究的“临战状态”中。日本学者一般特重资料,甚至还有“资料狂”的学者。他们为搜集资料不遗余力、不惜重金、必致之而后可的精神令我敬佩。我因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作研究,也多少受些影响。所以重视研究资料与其说是我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适应。至于说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书法理论界应有怎样位置?我想很难下结论。因为任何研究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日本这种过于讲究资料的研究,其弊端也很明显。如读有些日本学者的论著,感觉完全在堆砌资料,甚至好像是在炫耀资料,至于他们究竟要证明什么、其结论如何等等,似乎都无关重要了。中国大陆毕竟已经改革开放了二、三十年了,对外的学术交流、人员往来、留学访学等活动十分频繁。所以,仔细观察国内学者近来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跟以前相比有不少变化,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注重资料风气渐渐形成,研究论文著作也越来越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德操守等也越来越被重视和强调。总之,我认为研究方法应该是彼此取长补短,这是才符合兼容并取、有容乃大的学术精神。

三、在日期间您曾受教于古文字学家白川静先生、中国美术史专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中国书法史专家杉村邦彦先生,请谈谈这几位老师对您学术研究的影响.中田先生与杉村先生是“京都学派”的核心人物,那么,是否可以说您是继承了“京都学派”的研究方式?

如果以京都大学出身而论,我不属于“京都学派”;若以地缘以及师承关系而言,大概可以算得上吧,因为我就读的大学地处京都,我师承的先生们大抵皆为京都学派传人。“京都学派”中的中国文化艺术史研究、尤其是书法研究这一领域,的确起自内藤湖南,后由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以及杉村邦彦诸先生为之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到日本时,中田先生年事已高,虽然多次见面交谈,但他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通通读其著述获得。我的专业研究最主要还是得益于著名的书法史论家杉村邦彦先生。在日本读书期间,我除了每年都参加他主宰的书论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外,还定期参加每周二由他主持的“会读”活动。所以说,在专业方面,杉村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我在立命馆大学读硕士和博士课程期间,中村乔教授是我的导师,其父便是“京都学派”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此外,我还得到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白川静先生的教诲和关照。白川先生虽然没有直接指导过我,但他的大量著述以及他留在立命馆大学图书馆的珍贵研究资料,我都加以收集并精读。在“京都学派”汉学大家们的教导下,使我在研究方法上获益匪浅,这些都为我以后从事专业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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