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语冰:西方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前世今生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沈语冰 / 2013-05-31 16:19

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是“一个用于描绘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术语;这种方法试图确定与一个既定的艺术现象的产生及全面理解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无论这个现象是一个时代、一个城市、一个艺术家的生涯,还是一件作品”。它始于这一假设:艺术不是自律的,而是与一些社会因素有着复杂的关联,这些因素包括道德、法制、贸易、技术,以及政治、宗教和哲学。(Jane Turner, ed., The Dictionary of Art)

艺术社会史与艺术社会学(Sociology of Art)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明确的区分。艺术社会学主要关注作为理解社会的一种手段的艺术研究,艺术社会史的主要目的则是对艺术本身的深入理解。换言之,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实践、批评与理论)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要点是“作为艺术的社会现象”,艺术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因此艺术研究(艺术社会学)也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艺术社会史则从社会环境来研究艺术,要点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侧重点仍在艺术本身。

豪泽尔:阶级决定艺术风格

这两个学科都曾受到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当代德国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布赫洛揭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自律美学和形式主义史学观及批评理论的反动,现代的艺术社会史方法才应运而生。布赫洛在其《艺术的社会史》一文中,追溯了自律性美学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整个谱系。唯美主义的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由纯粹自足和自反的体验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导向了20世纪早期形式主义思想中的类似观念,后成为形式主义论述的套话。在一定程度上,艺术社会史与自律性美学正好构成了相反的假设。不过,对单件艺术品的社会‐历史分析,二战以后才出现在“瓦尔堡学派”的后继者中,其复杂层次可被浓缩为两个主要议题:艺术的社会功能,以及艺术家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艺术社会史方法较为简单。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作为“迄今为止将社会的变迁与史前以来的艺术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来探究西方艺术的最完备的研究之一”,颇具代表性。

要鉴别一个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方便的办法是看他处理“阶级”问题的方法。在这方面,豪泽尔是一个典型的艺术社会史学者,同时又不同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豪泽尔认识到前卫艺术家们的阶级问题的复杂性,但始终不肯放弃艺术家的阶级出身这一敏感话题,不过,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仍是大而化之的。这一点,连同他的基本方法论,遭到了以贡布里希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史家的强烈批评,尤其是对豪泽尔的“阶级决定(艺术)风格”的论述,贡布里希提出批评:“仅就视觉艺术而言,豪泽尔先生的出发点似乎是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假设:僵硬、等级制和守旧的风格总是得到由拥有土地资源的贵族所统治的那些社会的青睐。而自然主义、不稳定性和主观主义的因素,则很可能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状况。”(E.Gombrich, “Review of Arnold Hauser’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Art Bulletin)

克拉克:阶级的形成关联于多种要素

艺术的社会史家信奉的一个准则是,一个社会对待艺术的态度总是事先决定了艺术家工作的那个语境,这最明显地体现在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尽管这种关系经常是个人的关系(例如赞助人与画家之间的关系),但它毕竟不是一种私人关系,而是一种经济事务,因为艺术生产的专业行为总是建立在交换的既存经济体系之上,而非不切实际的未来接受之上。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在中国,“阶级决定(艺术)风格”,一度成为解释艺术风格的武断口号 (例如郭沫若对杜甫诗歌的阶级属性的认定,以及李泽厚关于盛唐诗歌代表了“上升的地主阶级”的论述)。然而,复杂的是,在西方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对种种文化上的阶级同盟问题持相当程度的怀疑态度。正如布赫洛所说,虽然阶级概念的问题是艺术社会史的中心议题,但是,“假如文化生产形式要将其审美判断形式与政治团结及阶级同盟的状况取得一致,那么,一定只能举出很少几个英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阶级意识、中介及革命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确实可以确定的。”

因此,如何处理阶级问题,便成了T·J·克拉克及新一代艺术社会史学者必须严肃对待的课题。他们若想避免艺术创作或艺术接受中的粗陋的阶级决定(艺术风格)论,就必须提出新的、更为精细的方案。

T.J.克拉克的美术史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他所面对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彻底改变了的人文学科的基础对“粗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这种批评看来,在人们的语言结构之外,存在着一个符号、象征和表象体系所到达不了的“本质性基础”,这是不可思议的,无论称这“本质性基础”为“经济基础”,还是“社会现实”。当然,克拉克不是唯心论者,他并没有说整个社会秩序“只是”符号和表象王国。他相信,“强调表象,却仍然如我所愿的那样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是完全可能的”。(Clark, T. J.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他认为阶级定义的基础或核心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或者说与经济因素的关系),但经济因素不能决定阶级定义里的其他要素。这些其他要素都与各自的表象世界相联接,例如一个个体的宗教信仰显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而是与宗教信仰本身这个表象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诸表象世界里,经济表象仍是决定性的因素。各个表象世界无不为经济表象所约束和渗透。由于阶级性(或阶级特征)不仅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因而就有别于传统的本质主义对阶级的本质定义,而成了对阶级的关系定义。例如,19世纪下半叶,从人民(peuple)到无产阶级(prol étariat),从劳动阶级(classes laborieuses)到工人阶级(classe ouvri ère),这些完全不确定的称谓表明每一个阶级都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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