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苏轼《论儒释道对苏轼书论的影响》评述

书画纵横 / 罗金山 / 2013-06-18 17:25
苏轼书法理论博大精深。其中既有儒家文艺思想的反映,又体现了道家思想,还有禅宗意识的渗入,从而形成了“书如其人”、“萧散简远”、“法无定法”等书论。苏轼书论包含了...

作者: 罗金山

苏轼书论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苏轼自身思想十分复杂,“其议论因事立说,不顾前后,类战国的策士;其处世态度豁达,不甚热中权势,厌恶理学家的局促,得之于庄周;其剖析物理,间有妙词,则得之于禅家(也有取于庄周);但其思想的核心,则为儒学的中庸。” [1]因此,他的书论包含了精深的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本文拟对苏轼书论进行一番考察,试图阐释儒道禅对其的影响。

儒学复兴是唐宋文化的时代特色。从韩愈“发其机”,倡导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到欧阳修“扬其波”,主盟蓬勃发展的诗文革新运动。两人一脉相承,都意图振兴儒学,抵制佛老。而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终完成者。他在参加进士和应制科试时,都以儒家思想为本,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佛老思想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在《韩非论》中说:“昔国之衰,有老耽、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纷颠倒,而卒归无有。”因而他推崇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赞美欧阳修:“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六一居士集序》)。苏轼一生虽极其坎坷,于人生的道路上进行多方面探索,但他始终没有丧失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仰。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具体说来,它对苏轼的影响体现在:一、“仁”的思想。“仁”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境界和道德境界,孙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还强调以“仁”修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苏轼高度赞扬孔子以“仁义为本,教化为急”的思想,并对儒家经典《易》、《书》、《论语》进行悉心地注解和广泛地传播。二、“中和之美。”孔子将“中和”作为君子处世的总原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虽没有直接以“中和”论艺,但在赞美《关睢》时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显然这是“中和”原则在艺术方面的运用。苏轼十分认同这种观点,并运用于理论与创作中。

苏轼在书法鉴赏中提出的“书如其人”的观点正是以儒家思想为立论依据,同时也是汉代扬雄“书,心画也”、唐代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等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苏轼在《跋钱公倚书遗教经》中指出:“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2]故而“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3]这是由书知其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人论其书。苏轼响亮地宣称:“古之论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4]这种观点既说明了苏轼在书法鉴赏中重视思想品质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书法与人品的密切联系。书法是人的思想品质表现,故评价一幅作品的优劣,不能仅仅从书法的工拙入手,更重要的是从作品中把握书家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质,这正是苏轼恪守儒家“仁义礼乐,忠信孝悌”思想在书论中的体现。 苏轼的这种鉴赏观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于对历代许多大书家的评论中。以颜真卿为例,颜书在书法史上取得了王羲之一样突出的地位正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如同杜甫至宋代才成了“诗圣”一样,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审美观念的变化。颜真卿一生大义凛然,为人笃诚憨直,不畏权贵,以义烈闻名于世。颜书以圆转浑厚的笔致代替了方折劲巧的晋人笔法,以平稳端庄的结构代替了欹侧秀美的二王书体,气势磅礴,自成一体,开创了一代新风。然而,这种新风在当时直到后世都有人颇不以为然。李煜即说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但苏轼的着眼点却在于由其书见其人之风采。《题鲁公帖》云:“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4]由颜真卿的字联想其为人,再由其人进一步肯定其书作的艺术成就。这便是苏轼鉴赏论的实际运用,又如他在《跋欧阳文忠公书》评欧阳修云:“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块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退裕如也。”[5]在《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中又云:“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始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6]平心而论,欧阳修之书在书法史上算不得成就很大,但苏轼因为钦佩欧阳修人格的伟大而看重他的书作,“正使不工,犹当传宝”,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相反“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可见。”[7]

苏轼的这种艺术鉴赏观,深刻地说明了书作与鉴赏的关系,即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书家作书寄托着自己的思想情趣和审美经验,通过笔画中的蕴含的神情意趣给人以美感,“心正则笔正”,而心不正则笔亦邪。因此,苏轼认为,通过笔墨中所含蓄的作者思想情趣给人的感受,并对其字进行品赏,就能知作书者或为君子或为小人。另一方面,鉴赏者对书法的欣赏则包含着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思维活动的一种感受、联想和认识,有其审美的主观性。鉴赏者常带着主观的感情色彩去认识作品中表达出来的书家的神情意趣。实际上,在这种鉴赏活动中,主、客体已和谐地融为一体。 但是,苏轼作为一个全才的批评家,并没有将这种以人论书的鉴赏观加以绝对化。他在《题鲁公帖》中又说:“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8]人的精神实质和艺术作品并非绝对性的一致,否则后世也不会有“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之讥了。因此,苏轼认为“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人为邪正之粗云”,“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即是说在这和鉴赏活动中鉴赏者的主观心理在其中有着极大的作用。所以,苏轼既看到书法创作主体、作品以及鉴赏者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又不将它绝对化,符合艺术的实际规律。而苏轼鉴赏论的价值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它没有主观地用儒家伦理标准代替审美标准,是以一种客观的眼光去审视书法现象。总之,苏轼“书如其人”的观点的形成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鉴赏观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主要是因为苏轼欲通过书法这一特殊艺术形式,追求高尚而完美的人格精神。

苏轼还提出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审美理想。这与儒家的“中和之美”息息相通。苏轼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9]他认为以藏筋力于圆劲浑厚之中的作品为优,而以锋芒毕露、棱角外显的作品为劣。他正以此为评价张旭、怀素;“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公。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曼舞眩儿童。”[10]张、素的狂草书,线条牵绕飞动,结体夸张多变,章法大起大落,个性鲜明,抒情性强。苏轼认为张、素的狂草过于狂放,破坏了王羲之秀逸含蓄的书风,违背了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从书法史的角度讲,张旭、怀素的狂草毕竟是一大创造,表现了盛唐的浪漫精神,苏轼的贬斥,过于偏激,有失公允,但正体现了他的儒家审美观。实际上,苏轼的书法创作最能体现他的美学主张,形成了圆劲有韵、肉丰骨劲的美学风格。黄庭坚评苏书:“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觉着痛快,仍似李北海”[11]明解缙称其书法为:“丰腴悦泽,绵里藏针。”另外,他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中,只有楷书和行书,而没有狂野的草书。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守着儒家的中庸之道,追求“中和之美”的书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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