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苏轼《书法美学思想》评述

书画纵横 / 2013-06-19 08:42
苏轼的书法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其字丰满肥润,跌宕生姿。“有天真烂漫之趣”,他说:“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苏轼的书法美学思想

苏轼的书法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其字丰满肥润,跌宕生姿。“有天真烂漫之趣”,他说:“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这说明不同的创作状态、创作心境下,其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也不一样。《法华经》的要义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苏轼借此比喻自己放意写字,字字都得正果,只有在放意的状态下才能进入书境,真实地表现出个性和神采。他所说的“放”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是他追求的放意自适创作状态;其二,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自然萧散的意韵,“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尚自然是苏轼文艺创作一贯的审美追求,也是他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自然”在中国古代最初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可理解可运用的空间非常大的哲学概念,它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是“非由人之所为者”,与人为相对立,它被认为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中国古代文艺观十分强调情动于中、文形于外这一合乎自然的根本原则,艺术家的“内”和艺术品的“外”这一相对范畴是认识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美学追求的逻辑起点。沿着“内”“外”关系的延展,在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中,是本与末、道与艺、人品与书品等相对范畴的展开,从而形成以合乎自然而不矫揉造作作为基本内涵而又在意义上不断外延的逻辑体系。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即是在这个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相对于自然,书法艺术是“人之所为者”。同时书法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度。所以苏轼在书论中一再强调学书要“知其本末”,要造乎自然,知自然之理。他说:“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呢?他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正、行、草三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苏轼认为应以正书为基础,这就是本,如果舍弃正书,而致力于行书、草书,就是舍本逐末。他还以立、行、走的关系来比喻真(正)书、行书、草书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联,“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都是从书体的自然规律来说的,说明学书要顺乎这种自然之理。苏轼关于书法的这一理论阐述,是他文艺思想一以贯之的体现。他谈文论艺时屡次提到“随物赋形”,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事物本来是什么样子,就该给它写成什么样子,不同的事物就该写出它们种种不同的样子,因此,世间万物虽然千变万化,但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法度。他说:“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书法也是一样,虽千变万化,其中也有必然之理。

苏轼在强调“知其本末”的基础上,还指出要知其法度,能通其意,然后才能出新意的道理。他认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书体各有法度,书法的法度包括各种字体的布局、结构等,都有规律可寻,书法艺术就是要在法度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构思和布局,加以变化,突破创新。他指出各种书体都有矛盾和难度,所以“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只有在掌握法度的范围内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难度。他又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他认为万物之间都有一些共性,若“通其意”,找到共同性的规律,就能处处适意,无适而不可。只有知法度,通其意,才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时即使全部用旧法,也能出新意,求变态,因为其意已逸出于绳墨之外了。这种新意妙理是苏轼文艺创作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的,他推崇“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他赞扬柳公权,“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欧阳修虽不以书法名世,但苏轼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特笔画之工也。”对于自己的书法,他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笔者疑“快”为“诀”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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