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斌 米芾《书史》所论宋初科举“誊录”制度与“趣时贵书”现象之真实关系的考证(2)评述

书画纵横 / 李慧斌 / 2013-07-29 10:24

在“趣时贵书”的这段历史中,还有一个人米芾没提,他便是周越。可能是因为他的官没有达到米芾所谓“时贵”的要求。但其书法在当时确曾引发过一种学习风潮。朱长文《续书断》言“当天圣、庆历间,子发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可证。如此,周越应在韩琦、蔡襄之前,这样北宋前期书法史便可充实起来、连贯起来。

然而,造成这样一种特殊的书法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因素,也有书法本身的内在因素。但根本在于,一方面,宋代科举不以书取士,没有了一个明确的国家对书法的政治需求,誊录制度的实行,更直接地关闭了考生借书法通达仕途的大门,从此,北宋统治者从政治的角度扼杀了借书法通向仕途而造成的科举舞弊现象的各种可能性。这可以认为是宋代政治策略的一次胜利,但从另一个角度与唐代书法相比,却是一个没落和悲哀,其中又有许多的无奈。另一方面,没有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性的或官方的书法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即如唐代“楷法遒美”那样的明确要求。即使到了宋徽宗设置书学的时候,能够集中代表官方书法审美标准的也只是“诸书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笔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而已。[19]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书法状态呢?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趣时贵”、“趣时好”在当时社会具有普遍性。据李刚撰《黄伯思墓志铭》言,“是时,士务浮经競,枝辞蔓衍,趣时好以取世资”,[20]可见一般。这样一种“趣时好以取世资”的社会风尚,自然要演及到书法,成为书法上独特的“趣时贵书”现象。

“趣时贵书”是书法发展,在北宋前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政治背景下最终形成的。正如马宗霍所言,“第流俗好尚,逐时异趋,则虽自昔皆然,而以宋为尤甚”。的确如此。北宋前期的这段“趣时贵书”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南宋初年的那段“流行书风”,多少也带有些“趣时贵书”的痕迹,只不过这个“时贵”是皇帝罢了。“南渡而后,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学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做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21]流弊之深,自不待言。然而,“趣时贵书”又直接致使宋人学书不讲古法,即米芾所言“自此古法不讲”的事实。这也是整个宋代书法俗弊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表现。

不过,北宋前期书法终于在这段热热闹闹的“趣时贵书”的大集中走到了尽头,在欧阳修的不断呐喊声中迎来了宋代书法的春天,即苏、黄、米的出现,并在其推波助澜下达到了高峰。纵观这段书法史,确像刘熙载所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于此也的确有它的独特之处。

注释:
[1]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974-975页。此外,宋董史《皇宋书录》亦载有米芾此论,云:“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 《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  第629页。由之亦可知米芾所论之原意,即当时是士子学李书,投其所好,而非誊录者。
[2]同上,第963页。
[3]黄正雨、王心裁辑校《米芾集》,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4] [5] [14]曹宝麟著《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6] [7] [10]参见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第101页。
[8]同上,第101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载,太宗淳化三年(993)三月,殿试进士时,依陈靖的建议,实行糊名弥封。之后,真宗景德四年(1007)省试也实行弥封。仁宗明道二年(1033),诏,令诸州发解试也都实行弥封。由此知弥封制在科考中从初级到高级都已实行。关于元明清时期弥封、誊录制的发展情况可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之“糊名”条,论说详实,此不多言。
[9]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糊名考校” 条,中华书局,1960年,第14页。其原文为“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虽号至公,然尚未绝其弊。其后袁州人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因著为令,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今补录于此,以全其貌。
[1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0页
[12][13]同上,第3611页,第3612页。“誊录法”虽在科举考试的各阶段中得到实行,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支持,以司马光为主;一是反对,以曾肇为代表。司马光在熙宁二年(1069)“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的奏议中言“积日既久,不胜其弊,于是又设誊录封弥之法”,“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这里,司马光所说的“议者”是指程颢。其在熙宁元年(1068)“上神宗请修学校以为王化之本” 的奏议中云“臣谓既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才学升进之,去其声律小碎、糊名誊录一切无义理之弊。”而后,曾肇在元祐元年(1086)“上哲宗论经明行修科宜罢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制”的奏议中直言道:“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者一切罢之。”这是宋史研究中对于誊录制度研究一直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三个奏议分别见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十八、八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54、851、878页。
[15 ]据宋程俱《麟台故事》载,是时,翰林院、三馆、秘阁楷书手多达数十人,专备抄录之用,并且馆阁中就有考卷官。参见张富祥点校《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第169-197页,第244页。又据《吹剑录外集》载,当时誊录人每日卷子若干,“饥困交攻,眼目涩赤,见试卷有文省、字大、涂注少,则心目开明,自觉笔健,乐为抄写。”参见欧阳中石等著《书法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4页。
[16]见孙鑛《书画跋跋》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373页。按王氏所考李宗谔称学士为时贵在景德二年(1005)后,而誊录法初行在景德四年(1007),故知李氏为权贵之初科举尚未行誊录之法。米芾所论“是时未誊录”切实。
[17]同[11],第3612页。
[18]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9页。关于公卷、行卷、温卷问题此书考证论述甚详,可参考之。对此,邓广铭先生亦认为,“到了宋代,对于科场考试的一些法规显然比唐朝更严格了一些,例如,行卷、温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许。”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同样,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一书也认为:“随着科举制度其他条制如糊名、誊录法的实行,录取几乎全凭科场试卷,纳‘公卷’已名存实亡,因此,仁宗庆历元年(1041)八月,最终‘罢天下举人纳公卷’。”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9]傅根清点校,宋赵彦卫《云麓漫抄》,中华书局,1996年,第28页。关于宋徽宗置书学时的书法审美标准还有“或方而有圆,或圆而有方,或瘠而不怯,或肥而不浊,若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瘠,仿古人得其笔画而不得其均齐可观者为下”的论述。可见,这种审美标准已经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多元化倾向。
[20]黄伯思《东观余论》,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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