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法”别议(2)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秋子 / 2013-08-01 09:10
本文试对唐代书法的所谓“尚法”问题作进一步研究,认为:一,“尚法”概念的产生,主因来自科举制度,它以按照法度规范写好字为出发点,主要作用于楷书的教学和考试。二,...

(一)“尚法”之说是以偏概全

前面已说,“尚法”是基于唐代科举制度下楷书教学和考试的认识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但作进一步分析,还不仅如此。楷书法度并非唐人创造,魏晋先贤早就开始研究和实践,经过钟繇、“二王”及智永等书家的不断总结,已达完臻。对此,董其昌必是心知肚明。问题在于,既然如此,董氏为什么对唐代书法总结概括出“尚法”这么一个概念呢?

我们来讨论几个人物。

第一个是智永。在唐以前,书法秘诀多是家传,十分神秘。王羲之书法皆属单传:王羲之传其七子王献之,献之传其外甥羊欣,羊欣又传王羲之从兄王洽的四世孙王僧虔,王僧虔再传萧子云,萧子云又传给了内侄智永……智永作为王羲之七世孙和由陈入隋的僧人,经“姑丈”传授而得王羲之书法,躲在阁楼上研习三十年不辍,加以总结整理,使法度规范系统。同时,传谓楷书的“永字八法”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第二个是虞世南及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初唐四大家”。虞世南出身于世家大族,由隋入唐,两朝为官。书法承智永传授而得王羲之法。他的楷书循规蹈矩,并未形成自己的个性,却成为初唐书法的一个主流标志,究其原因,正在于他得智永传授继承了王书之法,又沾了“中和”的士大夫气;况且唐太宗通过他学习王书,所以较之褚遂良深得太宗器重,第一个被选进弘文馆掌事,其《孔子庙堂碑》还获得特赐王羲之黄银印,可谓风流占尽。欧阳询书法由王羲之发轫,形成以“劲险”造誉、法度严谨的“欧体”,有“唐楷第一”之称。褚遂良书法初学史陵、欧阳询,旋从虞世南,终法“二王”,亦形成妍媚多姿、刚柔并济的“褚楷”面目。薛稷是褚遂良的外孙,也是褚遂良书法的忠实继承者,史乘记载有“卖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谓。其实,薛稷不过是靠裙带关系进入朝中的一个小人物,他能厕足“初唐四大家”,是沾了舅祖褚遂良和外祖父魏征的光——他的最大功劳是在太宗倡导下,实行了设弘文馆、设书学博士两项行政措施,对书法教育以及“尚法”氛围的酿成做了些基础性的保障工作。统而言之,就“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来看,总体上皆为王书一路。

第三个是董其昌。董其昌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历被称为集帖学大成的明代杰出书法家。董氏之所以概括出“尚法”二字,与他本人取法王羲之不无关系。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记道:“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许)……自此渐有小得……”②无疑,董氏也是王书的效法者。应该说,这是他归纳唐人“尚法”概念的“内核”性因素。再者,太宗皇帝情有独钟地崇尚王羲之而倡导“尚法”,“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但“尚法”是把双刃剑,虽然“尚”王书之“法”引导了帖学形成和唐初书法的发展,但同时也阻挠了唐初书法风格的百花齐放。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条件下,董氏肯定没有看到过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书法”样式,像数以万计的敦煌写卷、现藏于河南洛阳铁门镇“千唐志斋”的大量墓志碑版以及中国各地四处可见的唐代书迹。可以想象,即使他看到了,结果也不会有异,因为就“民间书法”而言,决没有哪个刀笔吏敢去理睬、会去触碰。中国一些士人的劣根性恐怕正在于此:出于民而不屑于民。书法发展几千年,从来都是贵族书法史,数以百千计的书法家中,绝大多数都是官员士族,像张芝、张旭、怀素等“民间书家”能名载史册,实在是一种奇迹。问题是,不管董氏出于什么目的,总结、概括出本意是尚王书之法的“尚法”概念,至少难脱以偏概全之嫌。

至于当今有学人提出“南北书风合流促使了‘法’的确立”的观点,笔者以为,所谓“南北书风合流”,本来就是用指书法风格方面,并非用指法度,因之,我们不能同意此是“尚法”思想确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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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子

秋子,本名申晓君,现为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敦煌风”倡导者,兰州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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