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狐狸? ——读秋子的两部著作 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秋子 / 2013-08-01 09:26

作者:鲁明军

古希腊诗人阿基洛克斯有一句寓言诗:“狐狸懂很多事,但刺猬懂一件大事。”按照黄灿然的理解,作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狐狸式的,以多变善变见长;一类是刺猬式的,以钻得深且固守立场取胜。依此,则但丁是典型刺猬,莎士比亚是模范狐狸,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皆可归入刺猬类;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莫里哀,皆可归入狐狸类。拉近一点,我们可把卡夫卡称为刺猬,把博尔赫斯称为狐狸。伯林则认为,托尔斯泰本质上是狐狸,却相信自己是刺猬,遂有各种自相矛盾的冲突。事实上,刺猬往往钦慕或妒忌狐狸,相反亦然。就作家而言,一位刺猬型作家,既会拥抱同类,又会拼命接近狐狸,相反亦然。这样,我们便不难猜测,有一类作家,在既不是刺猬,也不是狐狸的性格形成期,会既与刺猬调情,又与狐狸幽会。这样,也不难猜测,有一类作家可以调和刺猬与狐狸之冲突,形成完美的人格和作品。

笔者以为,秋子便处于这一既不是狐狸,也还不是刺猬的形成期,但似乎都兼具了双方的一些特征,并已逐渐练就了调和二者冲突的能力。

摆在面前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上古书法史——魏晋以前书法文化哲学研究》,另一本是《“敦煌风”中青年书法家精品集——秋子作品》。这两本书使我,包括书法界,乃至文化界给予了申晓君格外的关注。从他不短的简历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申晓君是一个极具文化视野的人,不仅仅是书法,还有文学、历史及其理论等,都是他关涉的对象。因此,书法、篆刻及其理论无疑成为他作为刺猬的一面,而小说、诗歌、散文等及其理论则成为他作为狐狸的一面。

文学与书法有着很多相通经脉,秋子能将二者都驾驭得游刃有余,是因为他多年的知识积淀和生存体验。在此,笔者无意对他作为狐狸的一面,而是对他作为刺猬的一面——书法做一体识。

其实,当我们将其凝定在其作为狐狸的一面——书法艺术域内时,我们也同样发现,这其中他又关涉到篆刻、书法的创作与其理论研究两个分域。因此,笔者也将其按狐狸与刺猬的标准作一划分,显然,理论研究当是他作为刺猬的一面,而书法、篆刻的创作当是他作为狐狸的一面。

当然,我尚且不知这样的划分是否为秋子本人及熟悉他的书法界内人士所认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书法理论者,《中国上古书法史》已经奠定了他的地位,作为一个书法、篆刻创作者,这本薄薄的作品集已足以印证。(通常意义下,本人是不敢对他人妄称“家”的,对于“家”,我始终怀有一颗敬畏心理,因此,称“者”似乎更为倾近一些。)于是,其便有刺猬加狐狸的苗头,且二者都已达至一定的境地,这在时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这也是秋子在甘肃书法界乃至全国书坛已有一定影响力和受到关注的原因所在。

个体与上古的认同

坦言之,面前的这本600页的《中国上古书法史》,我并没有细读,只是粗粗过了一遍,但是其中的观点则无时不为我暗暗击节拍案。这些也是我等清晰地认定,大凡写历史的人都需要极广的文化视野,否则便找不到其(对象)所在的生存语境,随之书写的史也变得文弱,甚至难以立足。因而,这对于兼具狐狸与刺猬修力的申晓君而言,似乎无形中已经奠定了这本书的分量。

然而,一部著作的面世总是招来很多争议和商榷,这无从逃避。因此,笔者并未对全书做系统地分析,也无力、无能做这样的分析,而试图破胆对其中个别观点阐述一点自己的认识。(毕竟,对我而言,刺猬还依然是一种敬而远之、远而敬之的动物。)

全书按照时间划分为远古、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代、西汉、东汉八章,可见,其立足点就是文字的演化,由此延伸至上古各个时期的文化、哲学。这其中,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是:何谓上古?按照史学的界定,上古在我国历史上,通常是指商周秦汉的时期,而秋子所论之上古,则包括远古、上古两个时期,即将它合而为一是称。由此,其认为书法自远古时期的萌芽直至汉末的生成,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的书法称为“上古书法”或“蒙昧时期的书法”,就史而言,即“上古书法史”或“蒙昧时期的书法史”。

在此,尚且不论这一断论是否准确。从他关于书体与字体的在书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的变迁与错置这一观点看,似乎有失严密。秋子认为,书法是一种“复艺术形态”,书体先于字体,字体是对书体规整化的横断约定。笔者看来,上古时期的书法是一种非自觉形态,尚无艺术之论,只是潜在地蕴含着社会语境与书写主体的审美倾向而已,仅此而言,“复艺术形态”是难以成立的。当然,作为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以现时的观念对应当下的发生也未尝不可,亦即“书法发生史性”(见拙文《书法史观的转向》),遗憾的是书中似乎对此少了文献史料作一明证。

秋子认为,书法是以汉字为创作原型,以抒情达意和艺术审美为目的,构成书写的形式、内容、技法乃至物理、几何规律诸关系的总和……就文化形态而言,书法是以“天人合一”为重要的中国传统精神的最彻底、最鲜明的迹化形式,而对书法家来说,则是人格精神及其文化品质的延伸。在这一点上,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书法已从原固特的传统文人心态生成了其与观念艺术的分野,但是二者根植的人文理念与心性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秋子以传统文人的心态对待史学也意即对当代书法现状的一种翻检和省思。那么,书法艺术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秋子站在文化生态的角度,追本溯源,认为书法由文字创造开始,从书写技巧到总结规则,从原始美感到审美顿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在不断的“扬弃”中递变、发展,由实用文化层面认识并升华为艺术文化层面。徐复观说,人类精神文化最早出现的形态可能是原始宗教,更可能是原始艺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最妥当的方法就是采取多元论的态度。由此可见,书法的生成是否由文字创造开始尚难定论,因为,从秋子对书法这一概念的定义来看,书法是以抒情达意和艺术审美为目的,显然,这与书法起源于文字的创造时期是矛盾的。因为,远古时期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等都是以实用(记事)功能为主要目的,只是其中潜在着一种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的非自觉意识,而真正的审美自觉生成于魏晋时期,因此,当下审美尚不能成为目的。

严格地讲,作为一门艺术形态,书法应具备认识、教化、审美三大功能,舍一,尚不能成为艺术的自觉,所谓艺术是现时人的历史发生史性所给予的一种认同。笔者以为,上古时期的书法,客观地讲是字体的嬗变过程,而其在当代文化艺术中的意义不仅是文字变迁的价值含量,也包括各种字体的生成演化过程中潜在的当下人们的一种艺术形态和审美倾向,而这种认识更多基于认识主体的心性理念及其阐释。因为,我们可以断言的是上古时期客观上并不存在现时艺术所包含的标准、意义。因此,以秋子本人对书法的定义对应上古书法时期生成书法的界定是矛盾的,是失准的。

秋子说,书法艺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上古书法的隆替与衍变是中国书法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为激烈壮观的一幕,就其积淀与内涵而言,书法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凝合形态……一部书法文献史无疑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思想史,因此,书法在中国文化领域内是具有主导地位的。《中国上古书法史》的价值不仅是书法本体演变的阐述与析解,更为重要的则是其所折射的中国文化史,乃至思想的变迁。因此,二者勾连与互动的共在变替营构了这部颇具价值的学术著作,如果说书法本身为秋子所在行的话,那么正是因为对历史文学的涉猎与深究,才保证了他作为刺猬的品质,正是当下文化语境的观照才呈现出他(它)的厚重与清晰。

全书中,分析得最为透彻的当是秦汉部分,一是因为其所处的甘肃本身就是此时书法文献的发祥地之一;二是因为从创作审美的观念分析,他更为倾近的是秦汉简牍。因此,无论是从史料的整理,还是从个案的分析,包括对彼时历史情境与文化形态的观照,都显得更为澄澈,尤其对《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的历史划分及与其前后期作品风格、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作品风格的比较,通过对整体章式及笔画的分析,呈现出清晰的书体发展脉络和地域间的审美差异所在,将这一时期(西汉)书体的多元向度与差序格局体现得极为淋漓。当我们回过头时,不难发现,这一方法及其体识在他分析春秋时期作品时已有所昭显;书法思想和审美倾向不同必然导致风格多样化,春秋战国书法之各展雄姿营造了地域特色的时空和条件;地域书风无论何等迥异,总是以相互吸引为契机,多元互补性是书法发展的一个特点。从书体的变替,书风的演化,还是从碑帖之争等,我们都不难印证这一论断之特质尤其在当代书法创作域内显得更为彰明。

葛兆光说,在历史的传统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念和主体的意识,所谓“形成”仿佛是不断地被皴染和涂抹,于是在意识的最低层形成了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背景,以它为支撑的依托,建构了一个知识和思想的系统……因此,一个历史的书写者的思想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语境的限制,正是因为限制,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总是设法将其淡隐和遮蔽,从而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和观念。这不仅是经验的反复,更是思想在断裂中的火花印记。对于历史的子系统之一——书法史而言,这体现得更为彻底。

秋子最后认为,上古书法发展的历史表明,书法自由是人性和生命力得以弘扬和真现,并达到书法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之理想彼岸的旗帜和航灯……还需澄明的是,我们可以认定上古时期诸多民间书法作品体现了艺术自由和精神自由这一特点,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轻易地推断,上古时期的所有作品都是自由且都达到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上古时期的作品并非都是自由心性的表达显现,大多为实用而作,因此,潜意识中受到须规整、须符合要求的限制,如前所言,按秋子本人对书法的定义看,其尚不能成为书法,因为从艺术层面而言,还达不到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当然,这一切实则可以归结到对书法的释义问题,似乎迄今也未发现一个比较完备、系统的定义。

面对这部著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完全是秋子基于客观的个体对历史的一种自我认同,这其中,主客二者之间的平衡奠定了这部著作的价值。尽管界内包括笔者对其中的个别观点尚有争议(需要注明的是,笔者所作的分析与体识仅是在自己阅读过程中的一些笔记而已,因此,亦难免失准),但无论从哪个方维,其在书法发展史上的价值与分量是毋庸置疑的。

个体与当下的反观

作为书法域内狐狸的一面,秋子对书法、篆刻创作实践侵淫多年,秦汉简牍、玺印、宋四家,这些都是他汲取养分的本源,可贵的是他并未仅仅停留在浅层的体验,而是致力于深层的理解与分析。

寻绎他的创作经历,清晰地发现,早年的他在书法创作中关注的是宋四家之黄庭坚及清代吴昌硕的石鼓与邓石如的小篆,尽管宋清风格大相径庭,但在他的笔下却找到了一种适切的对应与互补:线条劲畅、墨色多变,极富张力,章式及整体风格节制、统一,颇具古典意味。从他为数不多的篆刻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心仪的是汉印的整朴高格与黄牧甫、陈巨来的劲挺古雅。尽管这都与现时的文化情境格格不入,但是,当我们做一逆向的思维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守旧”与“落伍”所传达的依然是他的传统的文人心态和当下的避世心境,亦是对现实文化语境形态下高举“创新”旗帜的纵情与矫情给予的一种个体性反观:笔墨当随时代并不是无节制地对传统本源的颠覆与破坏。因此,这种反观所做的逆向拉动亦是一种自我“牺牲”。

从其作品本身而言,不管是书法还是篆刻,由于过早的熟化、定型,使其个别线条使之于险糙,可读性、耐读性无形中被消减。然而,可贵的是,近年来其随着对上古书法史研究的深入,使其渐渐转向了对同一时期简牍、章草的倾近。这也决非是狐狸与刺猬之间的调情幽会如此浅显(因为已经渐渐化解了二者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种完全的融入。对秋子本人而言,这或许又是一个开端和契点。当然,最终其会成为狐狸还是刺猬,尚待历史证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03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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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子

秋子,本名申晓君,现为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敦煌风”倡导者,兰州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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