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迷恋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秋子 / 2013-08-01 10:14
读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

作者:陈海良 叶鹏飞

《中国书法史》国内外已出版多部,其间叙述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对上古这一久远而又混沌的漫长书法历程的描述,都比较粗略。当然,资料的奇缺、考古史科的先天不足等是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史长期蒙蔽的主要原因,这更使我们对上古这个特有历史时期的书法更觉朦胧和迷恋。今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秋子所著《上古书法史》一书,如饮甘露,在解渴之余,暗暗地被他圆通而丰富的文化史、思想史、美术史、宗教史等知识所倾倒,也被他那重史实、避旧调、汲新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观所折服。洋洋洒洒四十余万言,成为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中以断代书法为研究对象的扛鼎之作。

上古时期的书法最初处于一种原始、混沌的状态之中,简言之是一种原始的刻划符号,往往线条与构图交融在一起,难分雅俗,完全产生于人类征服自然的需要。每个刻符天生丽质,而又倾注了先民的心声,又孕育着书法由源而流的一切形态。因此,要阐明这一混然的原始历史,缺少精准可靠的史料,缺少考古发现,是难能说明问题的。汉字的萌芽、产生、形成,是中国书法走上艺术之路的关键。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认为要进行合理有据的阐述,“闻疑称疑”是不严谨的。秋子先生以书法始祖乃刻划符号说起,以长江、黄河流域的出土文物为佐证,从八千多年前的“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大汶口文化,再到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由龟甲刻符到彩陶刻字,不落窠臼,列举大量考古史料,图文并茂,充分阐述了汉字的初创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先兆。其间甘肃的秦安大地弯彩陶与良渚马桥遗址的彩陶刻符,更加说明了文字开创时两个不同流域文字雏形的殊途同归。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研究书史的著作由于资料紧缺仅举一些刻符或陶文便跳到文字已蔚然成熟的甲骨文,忽略了刻符到甲书的过渡说明。尽管秋子先生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难题,但他没有回避,在书中力举了山东邹平陶片刻字及江苏高邮陶片、偃师二里头陶器刻符来说明刻符至甲书的发展轨迹,以填补以前书法史著作上的空缺。

汉字的发展到了西汉,字体因书写材料的发展及汉字的演变,出现了头绪繁复、南北交替演进的局面。要理清这头绪,没有科学的划分,恐怕是欲理还乱。秋子先生一反通常书史连篇累牍的铺陈编次,而是把西汉的书风列成“分书”、“汉篆”等以汉字发展的趋向性来一一区分。特别是把汉简归入分书来编次,可谓提纲挈领,使人一目了然。而简书又分成南北之别,以出土的地理位置来界定汉简南北不同风尚,读来使人浚脉流畅,这对了解纷繁复杂的汉简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流域的发展趋向是大有好处的。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大量精力、时间来加以研究、合理划分,是难能奏效的。

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而内迷其理”,这是唐人孙过庭的治学道理,秋子先生似乎也在力避众俗,不以简单的考古史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而兼以哲理力阐由考古史料、图象滋生出来的书法发展的因果之理。譬如,在最早的书法体系———甲书一节里,他不只简单陈列甲骨文一至五个不同时期的甲书风貌及图象解说,这种列举方法最早见于台湾张光宾的《中华书法史》,其后的书法著作便纷纷效仿,最多作一些调整而大同小异。秋子不仅列解图片史料,而且更从甲骨文的文化视野,从文化的深度来阐明甲骨文的书写、形成及甲书与篆书的区别。尤其是把甲书与篆书分为不同的文字范畴,这种对文字的分野是合理的、科学的,体现了作者对文字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属性进行了科学思辨。

书法到了东汉,除篆书外,草、真、行、隶各种书体几乎都臻于成熟,秋子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诸如如何步步演进,最后脱胎成各自独立的书体,作了很多有价值的提示与图象比较,使人一看便经纬分明。

自古以来,人们对草书的产生、形成可谓众说纷纭。作者首先对历来关于草书的说法给以一一陈述:一、东汉赵壹《非草书》云:“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书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作隶草,趋急速耳”;二,东汉许慎《说文·序》及卫恒《四体书势》都说:“汉兴而有草书”;三、宋朱长文《读书断》更为明确:“自秦变六体,汉兴有章草”;四、明赵宦光《金石林绪论》则认为:“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五、唐张怀  《书断》则说:“章草即隶之捷,草亦章草之捷。”……尔后冷静地举出可靠的考古史料,从草写甲书(邹平、高邮陶片刻字为甲书体系)到草篆刻款,苏解陶器盖铭等,又从带有章书意味的西汉早期《马王堆帛书·老子正本》到章书味更浓的西汉中期的《居延甲渠鄣侯谊简》及西汉晚期纯章草作品《东海汉简·神乌赋》,以此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致从文字产生以后的书写实践中,各个时代均有对当时使用书体的草意写法,章草的初创本流行于民间草率而为的有失大雅的“俗书”,而多用于军事文牍、簿录、信札、医方等琐杂事务,而官方的“书工文通”是不允许草率的(章帝喜杜度之草,而允许章草上书是特例)。他作出的结论是:一、章草之名,明确的记载见于《笔阵图》,是后世将章草(古草)与今草相区别而界定、命名;二、章书起于隶变之中,在先秦开始萌芽,秦末汉初已产生,成熟在西汉晚期;三、崔、杜二人不过是继承总结了史游及民间前贤和无名书家的成就而继续发展,使之完全成为独立的书体。

可以说,秋子先生的由先举例、后分析、再总结的推理方法,摆明了事实,讲清了草书在书体演进过程中产生并走上成熟规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道理,这也是此书的又一特点。

《上古书法史》一书列举了四百五十余片考古史料及书法图版,有些珍贵的图片均为初次出版,洋洋大观,可谓例举详实,图文并重,条块并举。秋子先生立足以文化哲学研究的角度,文史结合,刻析艺境,阐明哲理,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代表着当代书坛学术界对断代书史研究的新境界、新水平。

秋子先生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眼界开阔、学识渊博,又长于书法、篆刻,其书真、草、隶、篆皆有所成,有着爽畅利落、清朗扑面的美感。他性格纯真,甘于寂莫,因而能在上古书法史这个前哲后贤极少涉及的领域中,艰辛探索十余年,其严谨的学风,深入细致的功夫,沉浸案头的精神实为新一代学人树立了榜样。

原载《美术报》2003年8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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