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郙阁颂》文献的研究 冯岁平汉三颂

书画纵横 / 2013-08-09 14:51
东汉是一个隶书盛行的时代。以现存的三百余种汉代石刻[1]来看,当时书法种类之繁多,风格之多姿,内容之丰富,足可称作汉代艺术之宝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示其超越...

关于《郙阁颂》文献的研究 冯岁平

东汉是一个隶书盛行的时代。以现存的三百余种汉代石刻[1]来看,当时书法种类之繁多,风格之多姿,内容之丰富,足可称作汉代艺术之宝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示其超越时空的珍贵价值。而且汉代的石刻“一碑一奇,莫有同者”,“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2]。我们注意到,川、陕、 甘三省相邻的地区多摩崖石刻,《大开通》谓为摩崖石刻之祖,而被书林称作“汉三颂”的《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则可为汉代摩崖石刻的代表作。《石门颂》与《西狭颂》相对而言研究较多,对《郙阁颂》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的旨趣在于对《郙阁颂》的研究历史作一初步地检索,并探讨其中的某些得失。

一、《郙阁颂》研究历史与文献

《郙阁颂》镌刻于东汉建宁五年(172)二月,原在略阳县北、故道必经之地白崖间。关于它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时,而且由于故道在唐宋时期在诸条蜀道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3],因此对《郙阁颂》的研究稍多于《石门颂》和《西狭颂》之研究。一般说来,对《郙阁颂》的研究,大致是从它被重新发现之时开始的。或说拓本的真正出现与流传,尚可追溯到早于宋之前的唐代甚至隋代,不过以此来论说恐怕是没有确证的,有无拓本与石刻之研究似乎也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因而以文献记述来说当是不悖于事实。但文献记述又稍晚于实际情况,《汉隶字源》载:“《耿勋碑》字与《郙阁颂》相类,乾道间(1165-1173年)方出。”其实对《郙阁颂》的研究在乾道之前即已开始。

早在北宋时期,《郙阁颂》连同其它汉代石刻就已成为金石学家研究的对象。著名金石学家欧阳修《集古录》即有记载:“刻画适完,非其讹误。疑当时人语与今异,又疑汉人用字简略、假介不同尔”,因而录其部分文字,以俟后之博识君子释读。而且以“乃作颂曰,颂后又有诗,皆磨灭不完”看,当时欧阳公所见到的拓本已是石刻见损,业已有部分残缺。再以后之落款“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书”[4]看,在治平年间(1064-1067)这种珍贵的汉代摩崖石刻即已残泐不全。到了南宋时期,学者对《郙阁颂》的研究更见功力。董 《广川书跋》根据欧阳公《集石录》中提出的问题,对石刻中“漯”、“酉 ”、“燥”诸字及“遭遇聩纳”作了解释,得出的结论是“汉人文陋无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这是对前述问题的进一步阐。洪适《隶释》则作石刻文字的解释,也颇见宋人的研究风格。赵明诚的《金石录》对此方石刻也作了著录。不过总的来看,南宋时期学人的研究主要还是对石刻文字的阐释,对“漯”、“燥”、“遭遇聩纳”、“盆溢”、“行理”、“横柱”的解释,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一件重大的事情,也是之后几乎无法回避的一个研究问题,那就是时任略阳知县的田克仁重刻之《郙阁颂》摩崖石刻。

重刻《郙阁颂》石刻位于略阳城南灵岩寺奈何桥左侧的山崖间,是仿原刻而勒刻的,高171厘米,宽126厘米。其间重刻之文字与原刻有出入,其书风也有二致之嫌,给研究《郙阁颂》似乎带来了不少麻烦,颇遭后来学者的讥评。但这方石刻之右有田克仁跋,则告诉我们他当时重刻的缘由,文云:

汉武都太守李翕修析郙阁碑,在今沔州西二十里之金堂

阁,岁久昏蚀,殆不可读。克仁开禧间得旧墨本于京口,勘之

欧阳公《集古录》、洪氏《集释》及郡志」所载,亡缺差少。

来守是邦,因勒诸灵岩寺之石壁,以」永其传。绍定三季五月

既望,临沂田克仁书。[5]

按开禧年即1205-1207年,京口即今江苏丹徒市,这就说明远在江南已流传有《郙阁颂》拓本,且是旧墨本,拓本时代尚在开禧年之前。再年此时的原石,“岁月昏蚀,殆不可读”,则说明此种石刻的磨损与漫漶,全文几于难以卒读。而田克仁又是石刻所在地的官员,自然急在心中;与宋代的几部金石文献比读,更发现“亡缺差少”,于是为了存一时之文献,“以永其传”,故而经过二十余年,在绍定三年(1230)最终完成重刻《郙阁颂》之举并书跋,其意明显地具有昭示来世的意义。因此我们说田克仁重刻之举是值得称道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惑人之意。而后世学者或言“书法虽逊原刻,然犹差强人意”[6],或以其它角度贬低田克仁的重刻,大致都是与重刻的原旨不合,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宋代是研究《郙阁颂》的发韧期,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研究相对而言要比同为摩崖石刻的《石门颂》与《西狭颂》还显突出。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宋时《郙阁颂》的研究较为突出,原因何在?我们认为:

第一,宋时金石学著录与研究的风气为研究《郙阁颂》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宋代的金石学,“始则有刘原文(敞)待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7],欧阳修开一代之风,金石学的研究在宋代进入了一个发展期,其著作数量极为丰富,有《集古录》、《金石录》、《隶释》、《考古图》及《舆地碑记目》等,内容有古器图录、碑石目录、金石文字和专论题跋[8], 对金石的著录蔚为一代之风。一般士大夫认为山川之胜,翰墨之缘,可以兼得,玩赏金石成了一种时尚。即就是靖康之乱,宋朝偏安江南,这种风气也丝毫未减。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宋时的文人墨客多有题名或石刻,对前朝前代的石刻也予了极大的关注,作了许多有益地研究。地处川、陕、甘三省间的石门石刻群、西狭颂及其石刻群与灵崖寺石刻群等,也就成了当时学人赏品的对象,出现了许多宋人石刻,对包括“汉三颂”在内的石刻也作了探索[9]。 因此当时全国的大环境造就了研究包括《郙阁颂》在内的众多石刻的良好氛围。

第二,《郙阁颂》研究之所以比其它二颂较为突出,与故道的国家驿道地位息息相关。

其实相对而言,宋人研究《郙阁颂》稍多于《石门颂》与《西狭颂》,除了当时全国学风使然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同在秦岭腹地,交通的畅行与否影响着研究的多寡与深入与否。众所周知,由关中入四川被人们称作的蜀道,历史上主要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故道及阴平道等。到了宋代,子午道与傥骆道几于荒塞,行者稀少,而褒斜道被改造为类似于后来的连云栈道,虽从关中至汉中也称便捷,但要到四川,显然要比故道回远,因而宋时作为国家交通主干线的时间并不长。而故道及其嘉陵江水道则是从关中至四川的主要干线,使用的时间在诸条道路中最长[10],也在略阳出现了当时交通规则即《仪制令》:“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同时刻镌成众多的石刻,其数量比褒谷或鱼窍峡还要多。交通的便利当然为学人探古访碑提供了种种方便,而其它二颂的所在地,则可说较为僻远了,因此其著述或研究稍逊于《郙阁颂》。此外略阳是南宋西部防线的重要战略要地,宋与金长期在大散关一带进行拉锯战,略阳及其周围地区颇见繁华,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进一步研究或著录《郙阁颂》的条件。而该石刻地处略阳城北不远处,交通很是方便,即就是赴实地考察,也总比褒谷之中的《石门颂》、鱼窍峡中的《西狭颂》要舟行才能至的状况好得多。因此宋代研究或著录《郙阁颂》比其它二颂要突出和多些。

与宋代大致相类,明代学者一如既往地对《郙阁颂》研究,也出现了较多的文献记述。如杨慎、顾炎武等,他们在《丹铅总录》与《金石文字记》中从文字学的角度对《郙阁颂》的文字作了许多探索,如继续对“漯”、“燥”、“山 朝”诸字训诂, 明显地具有宋人研究石刻之风,即考释石刻的文字,以了其意。而探碑访古三十余年的赵山 函在《石墨镌华》中云:“此碑相传为蔡邕书,碑中太守李君讳翕,今板本《集古录》皆作李会,或传写之误,唯郑樵《略》云李翕,与碑合。”说《 阁颂》系蔡邕所书,自然是无法成立的, 因为石刻中明言:“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仇佛字子长书此颂。时石师南□□□□威明。”看来这是一个误解。至于说原刻中所说太守之名,《集古录》作李会,郑樵《金石略》作李翕。而赵氏石刻肯定郑氏之说作李翕,则是明举,反映了他研究石刻的功力,也说明朱明时期学人的研究比之前的宋人又深入了一步。而在明代研究《郙阁颂》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明代略阳知县中如埙的补刻问题,且厉世学人谈论较多,以致于有忠惑人心之嫌,这位知县究竟补刻的实际情况如何?在这里我们不妨详细论述一下。

万历年间的略阳知县申如埙补刻在原刻上,还是在田克仁的重刻上?这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其实申氏并不在原刻上补刻,它虽受风雨剥蚀与纤绳之磨,左右下方皆有残损,但作为汉代原刻的《郙阁颂》,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并屡次妥善保护之举,远的不说,近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即有善举,而到了文革之中修路被毁,亦有知者存残补阙之事。因此申氏大致也未敢在原刻上补刻。如果这还符合事实的话,那么申氏补刻的应是宋代知县田克仁的重刻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清代学者陈奕禧、王春林等等都作过大量而详细地论述,这也是无须再费口舌的事实。但申氏补刻的与事实出入较大,“申本字迹庸俗,文中阙蚀者,大率凭臆增改”[11],自然颇遭后人讥评,特别是他在石尾书“知县申职埙重修”更是惑人之举,颇是低俗。但既然是他如实说是重刻,似乎与原刻无关,以往碑帖鉴定学家多以此阐发,也未必是佳途,他所补刻的只是田克仁的重刻,与原刻无涉。且说他能如此落款,似乎说明他或有重新发现,或恐后世不辩,故而多此一举,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事实求是地看待这一问题,不可以一概全。至于今天如何评价申氏这一举措,我们认为清代的陈奕禧的看法颇是中肯:

盖是汉碑经残缺之后,而申如埙补刻其缺处, 非重刻也。笔画妍媸所不待言。若然,自题重刻者, 下字冒昧之失也。余恐世上辨,以为近代翻摹,是 诚有害旧迹。故特详著之。至其所补字,或如埙得 旧拓而录其原文,或摹拟前后语义而窃取私纂,均 不得而知也。[12]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地处山南之域的汉中,这种学风也概不例外,石刻的研究也成为当时这种学风的较为突出的表现[13]。包括对《郙阁颂》在内的众多石刻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扬光大。而且就现存的文献来看,这一时期的数量和质量,比前代其它时期都要多。综合起来看,这一时期的《郙阁颂》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郙阁颂》文字的进一步研讨承循前代之遗绪,清人对《郙阁颂》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字的考释。如陈奕禧在《金石遗文录》中“辨之最详”,并对原刻中残缺处作了识读。顾南原《录辨》大抵如此,对其中个别字也作过详尽地考究。而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考释,还是嘉庆时期的略阳知县王森文所作的论文《郙阁铭摩岩碑考》。他在此文中对碑刻的诸字不仅进行了辨证,还据重刻之《郙阁颂》对原刻作了进一步地阐释,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对田克仁的重刻题跋也作了著录与研究。这可以说是他对清之前《郙阁颂》研究的一次总结。

第二,于《郙阁颂》文献作了检索清代学者对《郙阁颂》的研究还表现在继承了宋人著录金石文献之风,不仅对原刻全文作了摹写或著录,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深入地研究。除此而外,对历来的文献著述作了搜集与整理工作。这最明显地例子是著名学者王昶的《金石萃编》。是作摹写了石刻的全部文字,而且还对此前的文献记述分门别类地作了记述,后列他本人的见解。这是《郙阁颂》研究的集大成者,并兼有工具书的性质,极使于后人之研究。

第三,进一步解决了《郙阁颂》的一些问题,作为汉代摩崖石刻的《 郙阁颂》,其特质如何? 这恐怕是研究者都须注意的问题。陈奕禧云“《阁》列书、撰人名氏,此汉碑之创见”,说明汉刻中此刻列撰、书者姓名为独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说撰者子长即仇佛,落款“建宁五年二月”之建宁,“无五年,建宁五年即熹平元年也。是岁五月改元。”还“既可以补《通鉴》目录之未备,而又以知赵、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所有这些为进一步研究《阁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此一时期有一些误解,如说蔡邕书《阁颂》之说。但总的说来,清代学人之研究是前所未有的。

近代以降仍有许多书法家或学者对《郙阁颂》进行了有益地探索,但多集中在对《郙阁颂》拓本的鉴定与收藏上,间有论述原刻与重刻、补刻间关系者。现代学者对《郙阁颂》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如既往,作了大量富有新意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石刻研究之作对《郙阁颂》进行论述的。今天来看,主要集中在:

第一,鉴定石刻的拓本早在宋代原刻即已有损,那么如何对《郙阁颂》进行鉴定,就已摆在学者面前。当代许多耆旧对之作了论述,如张彦生说“明拓本第五行‘ 沈’,‘沈’字完好。八行‘元功’,‘功’字完好。雍正乾隆拓本,‘沈’‘功’右下渐泐。九行‘校致攻坚’四字完好。乾隆拓本‘校致’二字有裂痕,又‘校致’二字损半。又九行‘校致’早本,八行‘功’下‘不朽乃俾’四字存左半,谓‘校致攻坚’早本。”[ 14]马子云则云“明拓本存十九行,前九行为二十七字,自十行起左上角斜缺一角,故末行仅存十七字”;“明清间拓本, 九行末‘校致攻坚’四字未损,八行‘元’字下尚存‘功’字大半。乾隆年石斜泐,则‘校’字右半损,‘致’字存半。”并论重刻与补刻问题[15]。而王壮宏曰“刻在栈道转角处,下临河谷,船工负纤逆水而上,纤索在崖壁上拖拽,故乾隆以后拓本,末数行可见纤痕两道,似石之断裂,愈后则痕愈显。”他还详列重刻本二、影印本,则为我们提供了《郙阁颂》众多的拓本,当是十分珍贵的记述。

第二,进一步研究之作迭见除了石刻研究的系统之作而外,《郙阁颂》的研究之作也是层出不断。如汉上耆宿郭荣章、陈显远、田孟礼诸先生多有所论。郭荣章就《郙阁颂》的文字中的缺字与字义、全篇的主旨以及对“汉三颂”间的比较,均作了精辟的论述[16]。陈显远就原刻、重刻与补刻也作过考证[17]。田孟礼就《郙阁颂》的文学价值、文化意义及灵崖寺石刻群作了大量而有意义的研究[18]。李惠就历代著录的《郙阁颂》文献目录作了罗列[19]。这些研究连同其它的系统之论,使《郙阁颂》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郙阁颂》拓本的影印问世众所周知,早在宋代之时,时任略阳知县的田克仁为了使“岁久昏蚀,殆不可读”的《郙阁颂》“以永其传”,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泯灭,遂在远离原石所在地的灵岩寺重刻了《郙阁颂》。进入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在一片“革命”之中,当地农民为了修路,便炸石开道,于是将珍贵的《郙阁颂》及其山体炸毁,石刻被炸成支离破碎的几块。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幸赖有识之士、原任略阳县灵崖寺文管所的洪伯夫先生抢救,今镶嵌在灵崖寺的岩壁间,虽肤无完体,但终被我们这些后来者一睹其原刻的风貌。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善拓的影印就成了研习这种石刻的最好的途径。日本福州国光社有珂罗印本,前半是清初拓本,后半是稍旧拓本,为二残本拚合;日本艺苑真赏社以同样的方法印行所谓宋拓本的《汉郙阁颂古鉴阁藏宋拓本》。这一时期影印出版的本子日本有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之中的稍旧本[20]。而在国内,据笔者所见,仅有郭荣章先生的《汉三颂》本,除用原刻的善拓外,还附有田克仁的重刻本,颇具价值。现在各大博物馆或图书馆想必收藏有各种《郙阁颂》拓本,而如今原刻已毁成零星的几块,看来今后影印出版这一石刻的各种拓本还是必要和亟需的。

二、《郙阁颂》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由上述所论,我们不难看出《郙阁颂》的研究,历代金石文献或相关的资料中均有不同程度地记述,学人的研究也颇多精辟之论。不过在看到这些高见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惑人之见,这些误解或偏见对《郙阁颂》研究多有不利,特别是原刻被修路时弄得支离破碎,几于毁坏,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进行辨识,当不至于这种珍贵的汉代摩崖石刻湮没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之中。

第一,蔡邕书《郙阁颂》是一个错误

关于蔡邕书《郙阁颂》问题,历代文献记述不谓不少。明代著名金石学家赵山函说:“此碑相传蔡邕书”[21];明代嘉靖甘茹《游灵岩寺诗》说“八分碣有中郎墨”[22],这里所说的中郎墨当指蔡邕所书。以此说来,汉代著名摩崖石刻《郙阁颂》是蔡邕所书了。但原刻明言:“建宁五年二月十八日癸卯,时衡官下辨仇审字孔信,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此颂,时石顺南□□□□□威明。”这就是说,《郙阁颂》为仇审受仇靖委命撰文,仇绋书丹,石师□□□刻勒。与汉代著名学者蔡邕毫无关涉,遑论其书刻了。不过这一问题倒引起我们思考,明明是仇审与仇绋及石师所为,为什么偏说是蔡邕所书呢?

一是蔡邕(132?-192年)官至东汉的中郎将, 人称蔡中郎。熹平年间与诸位学人将正定的六经文字,以八分书书丹并刻镌于当时的大学门外,是为熹平石经。石立后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以说是名极一时,诚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兼学者。但后世却将许多与他根本无关的书作相连,硬说是他书写或刻镌 ,自然无法逃出有识之士的法眼。因此蔡邕书《郙阁颂》即有许多知名学者进行考辨,得出的结论是此刻与蔡氏无涉。如康有为说:“后人以中朗能书,凡恒、灵间碑必归之。吾谓中郎笔迹,惟《石经》稍有依据……至《阁》明明有书人仇绋……其非邕书尤显,益见说者之妄矣。”[ 23]启功先生则明确地说道:“《郙阁颂》分明写着’‘从史位□□□□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此颂’,也曾被人们说是蔡邕书”,“这些蔡邕书碑的传说如果仅仅是一些图经的作者误听传闻,或有意拉大名人为那个地方的古迹增声阶,这并不足为怪。可怪的是自宋以来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家曾费尽气力为汉碑拉蔡邕,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24]因此蔡邕书《郙阁颂》是研究该石刻的一个失误。

二是既然石刻明言是仇氏书刻,为什么又说是蔡邕所书呢?请先看清代嘉庆时期王森文的一段记述:

“千”字、“斑”字下各缺一字,虽非全缺, 而模糊,卒不可辨为可惜。“臣”字下,此刻有“ 蔡”字,碑为汉中郎所书无疑。而“蔡字下二字全 缺”,则尤此碑憾事。(《阁铭摩岩碑考》)说明当时所能辨者有“蔡”一字。下二字全缺,故据此说有所谓蔡邕书《郙阁颂》之说了,所以尽管这是一个失误,但全然未有拉蔡邕之大鼓扬地方之名的想法。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这一错误较为流行的时期是在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之后的学者则进行了辨解,并进行了订正。因此蔡邕所书《郙阁颂》尽管是一个研究失误,但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是事出有因。至于王森文所述的或者有学以为此刻为李虞卿所书,更是一个误解,王氏已作考辨,后之学者不可不察。

第二,田克仁重刻之《郙阁颂》不可偏废

我们注意到以往的碑帖鉴定者常常用原刻与重刻拓本的善劣来探讨《郙阁颂》的相关问题,当然以此能解决这一石刻的一些问题。但这种方法也并不是万能的,遇不同类型的石刻要具体分析,不可以一概全。而《郙阁颂》的研究中,即有原刻与田克仁重刻的问题。

学者一提到田克仁的重刻本,看法多端,如顾南原说:“但重刻本字甚拙恶,比之旧拓本,已尽失其真”[25];马子云说“南宋田克仁重刻右下未损本,刻工甚劣,并有错误。”[26]似乎田克仁的重刻是多此一举,不足道也。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失之却恭,有悖于田克仁之初衷。原因是:

一是田克仁跋中明言当时的《郙阁颂》“岁久昏蚀,殆不可读”,他将开禧年间得于京口的旧墨本与诸金石文献对读,发现“亡失差少”。于量在略阳任知县之后,于绍定三年在远离原刻所在地的略阳城南灵岩寺壁间刻勒,“以永其传”。他刻成的石刻有二,一为《郙阁颂》的全文;二是全文右侧的跋语。二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辉。其旨趣在于以永其传,恐后之不播,而且所刻的内容则不可辨驳地告诉了这点,并没有什么以混视听的想法。一些学者出于鉴定石刻拓本之故,而说田氏重刻之劣等等,当然不符合事实。再说假如田氏欲与原刻相混,当不至于在灵岩寺重刻,何不在原刻的所地在白崖刻镌呢?更何况今天原石已被修路时毁成几块,几于不可卒读。因此田克仁在灵岩寺石壁间的重刻《郙阁颂》是应该肯定的。

二是关于田克仁的重刻与原刻是否有无二致,这可以进行讨论。许多耆旧贤哲已作了大量而细致的考辨,其中尤以清代陈奕禧、王森文与当代郭荣章诸先生的研究为显[27],这里无须再述。重刻与原刻的文字出入或错误,倒使 我们想到过去历代金石文献中不乏失误之处,学者也作过考证,而对于田氏的重刻,则多是讥评,不仅未予应有的肯定,而且还给他以许多不实之词,看来过去重文献轻实物的研究方法今天仍需注意。

第三,申如埙补刻之《郙阁颂》尚待明证田克仁的重刻本值得肯定,但与田氏重刻本相关的申如埙补刻本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原因是既然申氏属于好事之徒,但他偏偏在田氏重刻末行书““知县申如埙重刻”七字;对田氏重刻右侧的跋也未动一笔一画。因此从现象来看申氏大致不是制假作伪者。而申氏所谓的“重刻”究竟在田氏石刻上补刻了什么?这仍需进一步来研究。

明代万历年间的略阳知县申如埙补刻的不在原刻上,这已有辨,而他补刻在田氏的重刻上,似乎他也不是那种无知之徒。而他的补刻内容,时隔未远的嘉庆年间、同为略阳知县的王森文详细地记载到:

碑高减旧碑寸余,广同,行数、字数亦依旧式, 惟增末行款志七字……即为申君摹文,字法力求曲 肖。

今石壁所刻末行书“知县申如埙重刻”,存田 记文,而不言所以重刻之故,一碑二名,益滋疑异。 今夏偶过灵岩,摩挲石壁,察其形状。田碑毗连大 碑,左角石面粗加修治,尚存凸凹旧形。大碑凿洽, 视田碑深七八分及三四分不等,磨荡极平,间有残 缺,亦有意雕刻,非剥蚀自然之形。揆度事理,盖 田刻残缺,申君磨去旧迹,复就原碑刻石,以存旧 文,而未记明其故,以致易滋后人之惑也。 (《 郙阁铭摩岩碑考》)

以此看来明代略阳知县申如埙补刻之《郙阁颂》,既未有类似田氏重刻之跋,也未交待其所用拓本、所刻之故,这只能留待日后再去查证。因此如果田氏重刻本需要肯定的话,那么申氏之补刻本则需进一步明察与研究,但至少申氏补刻之举欠慎严,也是不必提倡的。

注释:

[1] 刘正成主编、 何应辉执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卷一、二,北京荣宝斋1993年版。

[2] 王澍:《虚舟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本。

[3] 李之勤:《论故道在川陕诸驿道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又《既“回远”而又不甚“回远”》,又载作者《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 《后汉析里桥郙阁颂》。

[5] 重刻的《郙阁颂》在灵岩寺奈何桥之左的山崖间,正书,10行,行10字,高69-70,宽 86厘米,每字径4厘米,今保护尚好。

[6] 陈显远:《汉〈郙阁颂〉摩崖考》, 载《文物》1976年第6期;又《陕西史志》1996年第4期。后收入作者《汉中史迹杂考》一书,1998年汉中内部版。

[7] 蔡 《铁围山丛谈》卷四,《古器说》。

[8] 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成就及其光起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9] 参见郭荣章:《石门汉魏十三品》,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汉三颂专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胡祥庆:《西狭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

[10] 陈显远:《汉〈郙阁颂〉摩崖考》。

[11] 王昶:《金石萃编》卷十,《李翕析里郙阁颂》,中国书店1985年版。

[12] 陈奕禧:《金石遗文录》。

[13] 拙作:《乾嘉时期的山南学风》,1998年未刊稿。

[14] 张彦生:《善本碑贴录》卷一,《秦汉碑刻》,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 马子云:《石刻闻见录》东汉部分,载马子云、施安昌:《碑贴鉴定》,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16] 郭荣章:《〈郙阁颂〉摩崖刻字形义初探》,《文博》1987年第5期;又见郭荣章:《汉三颂专辑》,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17] 陈显远:《汉〈郙阁颂〉摩崖考》。

[18] 田孟礼:《汉〈石门颂〉、〈郙阁颂〉的文化特征比较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古道论丛》);又田孟礼等;《灵崖洞天》,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

[19] 李惠主编:《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第4 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20] 王壮宏:《增补校碑随笔》汉代部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

[21] 赵(山函):《石墨镌华》卷之一, 《汉李翕析里桥阁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22] 石刻今藏略阳县灵崖寺,高68,宽96,草书,现尚完好。 又参见陈显远:《汉中碑石》, 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23]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

[24] 启功:《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说》,载《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 顾南原:《隶辨》卷七。

[26] 马子云:《石刻闻见录》汉代部分,载《碑贴鉴定》。

[27] 陈奕禧:《金石遗文录》;王森文:《郙阁铭摩岩碑考》,载《石门碑》,丛书集成初编本;郭荣章:《〈郙阁颂〉摩崖刻字形义初探》;《汉三颂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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