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静珠 试论赵孟頫的人格评述

书画纵横 / 2013-09-08 00:01

试论赵孟頫的人格

费静珠

摘要:赵孟頫,中国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其诗书画皆冠绝有元一代。然而,人们对赵孟頫却有着太多的争议,只是因为他以赵宋王孙的身份出而仕元,而这一事实给他的人格涂上了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其书法亦因此而成“奴书”、“俗书”、“软媚无骨”。这一“污点”给赵孟頫这位落魄王孙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永恒的悲剧色彩,成为他永生解不开的愁结,亦是数百年来人们争议的焦点。今天,我们试图透过漫长时空的重重烟雾,给赵孟頫出仕找到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透视其出仕后的特殊心态,以洗去其清白纯正人格上的尘垢,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人格。

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頫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柯思九曾语:“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同时,他也是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以赵孟頫之名字为水星上的环形山命名,更令他成为一位世界知晓的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斌,他的诗历来有“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在当时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中,他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因其以宋室之亲仕元之举,许多人对他的人格颇多微词。“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甚至“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书说家傅山贬斥赵无骨气无品行的一段议论,则使人们对赵人格印象愈加牢固。傅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欲乱真。此无它,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匪人游,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此后,书论家为论证人格即书格,不加分析,不厌其烦地屡屡以赵为例,从而使一代大家赵孟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有甚者,今存明初瞿祐《归田诗话》里之无名和尚题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更为快捷,诗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赵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又元人虞堪《题赵子昂苕溪图》亦批评道:“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1]显然也是说赵孟頫未能像东陵候召平那样宁愿种瓜为生也不愿意出仕新朝的气节。

但当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赵孟頫仕元并非是“失节”这样一个词语的含义就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多种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赵孟頫仕元这一行为。

其一是谋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赵孟頫仕元之前,蒙古族骠悍的铁蹄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于1279年恭帝降元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吴兴的赵也从贵族论为平民,他幼年丧父,由其母邱氏拉扯长大。邱氏系偏房,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家境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来源除官俸外,难以有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其它经济收入。因而家境日益败落,生活举步维艰。“何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2]我相信,这是赵氏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仕元经济上的客观原因。

其二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因父荫补官”。[3]应该说在初涉人生的赵孟頫面前铺展着一条风正帆悬般的坦途。然而好景不长,蒙古铁蹄终于踏碎了大宋的山河,随即亦轰毁了赵一切美好的理想。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侵染,不难想象,儒家积极入世企图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赵孟頫思想的主流。宋亡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家居,益自力于学”。[4]闲居吴兴以读书画乐自娱毕竟是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退路,赵孟頫并不欣赏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时时萦绕在年轻赵孟頫心中的仍然是寻找人生的出路。

作为元一代“经济文章冠一时”的赵孟頫,不仅仅是穿衣吃饭的常人,而且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且又有济苍生权天下的大本领的国家栋梁。可是出路在哪里呢?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5]“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6]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古的境地中赵内心的苦闷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顾瞻靡所骋,忧心  如捣”;[7]“如何当秋夕,怆  令人悲;”[8]“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9]秋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啊。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春思》[10]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赵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

机会终于来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奉诏受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成了受圣宠眷顾的二十四名士人之第一人。应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机遇面前,我相信,很少人会无动于衷。对于赵,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出仕。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氏在《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菜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既然“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那么赵的出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此时科举考试已废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对赵孟頫这位“贰臣”求全责备。当然,他可以仿效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四世纪的田元诗人陶潜,也可象当时的郑思肖、龚开、钱选等画家隐而不仕。然而,一个在闲居的苦闷与忧愁中挣扎了多年、心怀鸿鹄之志,欲有作为的青年,难道应该抱残守缺,为那个悲剧的时代殉葬吗?正如黄时鉴先生在其《元朝史话》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赵孟頫认为,求志与达道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礼贤下土可以有一代英王之称的元世祖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才决心出任。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他按照传统文人借物喻怀的做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志向:“青春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对此,黄时鉴先生曾很中肯地评价道:“这似乎符合了程颐的一个思想:‘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观其乱而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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