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涛 王羲之《丧乱帖》考评研究评述

书画纵横 / 2013-09-27 16:17

请听啊:左一个‘奈何’右一个‘奈何’!--‘奈何’‘奈何’,不绝于耳!呼天抢地,何忧之深也! 这才是右军真面。一部右军的杂帖,应当叫做《奈何集》,毫不过分。确实,他是‘情种’,他是‘哀乐过人’的。--因此,就存世作品而言,他的哀伤,也就不会令人‘咄咄’了。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下边还将辟专节论述。这里想指出的只是即便是家事--扩而大之,兼及友朋,--右军‘末年’的情怀,也是悲凉的。他确实天真,他确是情种,‘哀乐无端’,老而弥笃。在一片动地连天的‘奈何’声中,我们感到,他的‘末年’,‘思虑’太不‘通审’了;‘志气’太不‘和平’了。--孙过庭所云,不客气地讲,实在是一派鬼话!

这是家事。

集国事与家事于一身的,莫过于《丧乱帖》了。此帖中唐流入日本,过了一千多年,一九三四(此点承温锡增先生见告)年顷,照片又返回中土,人们一见大惊,无不叹为摹本之最近真者,这不是偶然的。

帖云: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谁也不会怀疑此文的真切。虽然,不见于《法书要录》的《右军书记》,不见于《全晋文》,但它流传有绪,而且,确乎‘情深调合’,非右军莫属。不论何年,正可以执此论右军。

此帖的不可及处有四:

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这里没有孤立的叙事,‘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了。一上来,在一片呼天抢地的哀号之后,用‘虽即修复’,做一顿挫,然后一转,‘未获奔驰’;接下去‘哀毒益深’,更加‘奈何奈何’了。虽然区区八行,五十六个字,但具备了太史公抑扬顿挫之美,这是它文采本身的感人所在。传世大量的右军帖,不过是便条一类,如《奉橘帖》,《来禽帖》,无所谓感情色彩,更谈不上文理,再有就是一些一般的问慰之书,简直令人怀疑他在例行公事。远不如此帖的一往情深、文理为优。这是此帖高出一般杂帖的第一点。

附带提到,王元化先生,以龚自珍为古代的‘第一位杂文家’,看过此帖,不知感想如何? 其实,迅翁早就说过,在中国,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杂文成为独立的形态,最晚,也要从司马迁开始;魏晋,更是杂文难以企及的高潮期,而右军的《丧乱帖》,则其尤也! 怎么能说,要到十九世纪,即司马迁以后二千年,才出现‘第一位杂文家呢’?王先生失察了。

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看前两行就够了。如果说,‘追’字的笔意,表现了右军的‘简远’或‘令人意远’的话,那么前两行,整个地说,则表现了右军的浓郁。 这在笔势上, 就是‘雄强’了。此帖的‘雄强’,远远地胜过了‘神龙’兰亭;比起来,神龙兰亭,确实是先天不足了。看‘丧乱之极’四字,就可以体味到所谓‘笔势雄强’者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真正的右军风骨,别人造不了假的。在诗史上‘汉魏风骨’后,就是晋人的玄言;但在书史上,汉魏风骨,伟大的张芝之后,却是右军风骨的时代了。右军风骨从汉魏风骨中出来,它还不脱汉魏的凝重与浓郁,它还不脱汉魏的莽苍之气,--要脱尽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又出以自己的风华。这才是右军真面。谁说晋人作字之旨就是‘简远’? 苏轼。但是,不对! 就像偏嗜陶渊明一样, 苏轼于晋人字取其‘简远’ ,也不免是偏见,几乎难免‘嗜痂’之讥了--右军书,有其‘简远’的一面,如‘追’字,‘绝’字,‘虽’字,‘即’字;但对右军,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侧面,而‘雄强’、‘浓郁’,才是真面。如《丧乱帖》前两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是不容怀疑的。

一九六三年冬,故宫举办《历代碑帖展览》,有很多右军书的宋拓本。我初看之后,不禁写道:‘味其浓丽,大类盛唐贵妇。’这当然未免过甚其辞。但右军书浓郁的一面,前人确实忽了,最多说到‘骨在肉中’,这是远远不够的。我想,东坡若看到《丧乱》,也就不会死抱住‘简远’不放了。

总之,雄强,浓郁的右军风骨,是一个不容漠视,亟待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舍‘丧乱’而论《兰亭》,右军真面,又从何说起呢?

这里,我想对所谓‘隶书笔意’的问题,略谈几句。所谓右军书必具‘隶书笔意’、‘必近’二《爨》而后可,是前人的看法。这些人没见到一九七七年出土,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亳县曹操宗族草书砖,他们的议论,无怪其然。其实,右军对汉魏的继承,在‘气’不在‘体’。‘剖析张公之草’使‘独草’大行于世的,正是右军。这一点,在书论上,保守如欧阳询,都早已承认,应当没有问题了。问题是,右军还继承了汉魏的气,这一点,也应提到。--气,或‘势’,质言之,就是草法,本是汉魏风骨的正宗。这一点,艺术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人们的疑惑,不久就会烟消云散的。而右军,却早已得到了这个真传。右军所以‘高绝’者,正在于继承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发扬了汉魏风骨,而根本不是斤斤于所谓‘隶书笔意’。这并不仅仅是右军慧眼独具,而是因为,汉魏,本来就是草意十足的时代,这草意,又是雄强浓郁的罢了。

第三,《丧乱帖》兼备了雄强与惨淡之美,看前两行,雄强,浓郁,令人咋舌;但看下去,后六行,却越来越惨淡,无复雄强之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感情的变化。当他写到‘号慕摧绝’,‘哀毒益深’以后时,痛不欲书,‘意不在字’,一片至情,流露纸上,那就只有惨淡了。但即便在这时,每当换笔,仍然锋芒毕露,如第四行的‘痛’字,第六行的‘毒’字,第七行的‘临’字,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书写的过程。所以,真正达到了‘忘怀楷则’,‘意不在字’的境界,不是《兰亭序》,也不是《祭侄文》,而是《丧乱帖》。所谓晋人高处,在得‘字之真态’者,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唯观神采,不在形质’,也只有此帖足以当之。

这是极难达到的境界,所谓‘化境’是也。‘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指的正是这种境界。老,老辣,就在于一片至情,不见形质;而形质又在,却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中国书史上,达到这种境界的,几千年来,实不多见。其原因,并不在于晋人讲‘自然’,而是在于晋人‘情深’。只有老辣的书家,而又像右军书此帖一样,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时,这种‘佳境’才能偶一逢之。这是多么可贵啊!

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提笔写信,一上来,一霎时,情绪还比较平静,这就是前两行,这是行书;右军此帖,本来可能是要用行书写的。但开始不久,‘追惟酷甚’,情绪激动了,‘痛贯心肝,’情不自已,意不在字了,这时候,不惟已经忘却了字的妍丑,而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只剩下点画寥寥,一片草意,再也不能做行书了。--甚至写了四个错字,也不改了。

这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它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老辣的书家,在写同一封信时,情不自禁,由行到草的过程。我多次讲过,中国一切书体中,只有草书,是最抒情的。并不是说,别的书体,就不能抒情,而是说,只有草书的抒情,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的化境。人们艳称行书的‘中和性’;其实,行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信,请看王右军,《丧乱帖》写了两行行书,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草书呢? --无病呻吟,不能做草;情不浓郁,也是写不出草书的。这个道理,在《丧乱帖》,又一次获得了证实。当然,右军所写,还是字字独立的草书,终其身,他是小写意。小写意犹且如此,何况大写意? 到大草再度兴起的盛唐时代,到张旭时代,那情形就更可观了,这只要看一看现存碑林的《断千文》与《肚痛帖》,便可了然。

右军此书,达到这样高的境界,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

日本朋友考证,此帖作于永和十二年,这是不错的。我现在补充一些史料。

右军的‘先墓’在甚么地方? ‘先’不是他父亲。他父亲的墓曾在临川,右军有一帖及之。此所谓‘先’,指他的祖父以上者。即从西汉王吉以下,至两晋王览以上者,‘先墓’所在,可能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云‘临沂都乡南仁里’者是也(参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见《金明馆业稿初编》,一九八○年上海古籍版,页一六至一九。) 。王吉以来,即家于是。这个推断,应当是不中不远的。

‘先墓’初‘离荼毒’,是什么时候? 只能说,是五胡乱华之际,即晋室渡江前后,那时,右军尚小,不可详考了。至于‘再离荼毒’遍翻晋史,战争祸及琅邪的,只有永和十二年那一次。《通鉴》曾详载此事云:

(永和十二年)春,正月燕太原王(慕容)恪引兵济河,未至广固百余里,(东晋将)段龛帅众三万逆战。丙申,恪大破龛于淄水……龛脱走,还城固守,恪进军围之。

(二月)燕太原王恪招抚段龛诸城。已丑龛所署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举众降,恪命腾以故职还屯阳都。 (胡注:段龛置徐州于琅邪阳都县。杜佑曰:汉阳都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南。)

(八月)段龛遣其属段蕴来求救,诏徐州刺史荀羡将兵随温救之。羡至琅邪,惮燕兵之强不敢进。王腾寇鄄城,羡进攻阳都,会霖雨,城坏,获腾,斩之。

(冬十月)燕大司马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 ’……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齐人争运粮以馈燕军。

十一月,丙子,龛面缚出降。……恪抚安新民,悉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

荀羡闻龛已败,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将三千人守琅邪,参军谯国戴遂等将二千人守泰山。(《通鉴》卷一百,页三一五二至三一五九。)

这就是整个战役的简略经过。其中,两次提到琅邪--右军‘先墓’所在地,但都言而不详,似乎琅邪并没有陷于北人之手,难道右军的‘先墓’还是晋军发掘的吗?

按:《晋书·荀羡传》载此事,有重要的不同,足破此惑。云:

及慕容俊攻段龛于青州,诏使羡救之。俊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羡讨之,擒腾,盘并走。军次琅邪,而龛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遂、萧辖二千人守泰山。(《晋书》册七,页一九八一。)

‘俊’自是‘恪’之误,不去说它。这里重要的不同是,《通鉴》只提到‘羡至琅邪’而‘王腾寇鄄城’而《荀羡传》则大书,‘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似乎,《通鉴》是精确了,但却有重要的遗漏:不仅不见‘赵盘’之名,而且把‘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这一个重要的前提抹杀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右军在琅邪临沂的‘先墓’,是由燕军‘荼毒’的,而荀羡在斩了王腾之后,‘即修复’,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丧乱帖》所写的,是永和十二年八月的事。现在总算弄清楚了。

‘先墓’被掘,不仅汉代,即使是‘礼玄双修’的东晋,这也是至苦至痛,不可容忍的。表现在《丧乱帖》中的一片哀呼,也就不难理解了。右军从玄学中吸取的,正是‘至情’流露这一点,玄学并没有淹没他。他‘末年’,总是这样,正像他自己所总结的:

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法书要录》卷十,《全晋文》页二十二至二十六。)

这才是右军‘末年’的常调,所谓‘情深调合’的‘调’,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 这还不够明显吗? 比较起来, 《十七帖》,倒是有些变调的意味了,它与右军‘末年’的基‘调’,是不‘合’的。

表现在《丧乱帖》里的呼天抢地的哀痛,难道有一点‘思虑通审、志气和平’的影子吗? 没有!绝对没有!因而,《丧乱帖》的审美特征,也不是所谓‘不激不厉’,而毋宁说,恰恰相反。孙过庭的观察,对于《十七帖》,或者稍合;而对以《丧乱帖》为基调的右军‘末年’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有了《丧乱》,从今以后,大可以不必奉《兰亭》为神圣了。所谓‘《禊帖》又右军之至者’云者(柯九思《题兰亭独孤本》,见《柯九思史料》页五十。),自可作罢。

(原载《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卷,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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