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池 《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他兰亭序专题

书画纵横 / 2013-09-27 18:06

一九六五年,由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等墓碑的出土,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引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以及王羲之书法本来面貌的论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争论未能顺利进行。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有论争文章。这些文章已由文物出版社集为《兰亭论辨》一书出版。这个文集有一个缺点,即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一方,收入文章不多,但也发表了像商承祚先生那样很有份量、可以同郭氏论点旗鼓相当的力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发表了不少论辨文章,但绝大多数是不同意郭氏意见的;也有少数人仍坚持郭氏提出的基本观点并有所发展,如李长路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例。

笔者看过部分论辨文章以后,得到不少启发,但也感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不少文章没有抓准问题的实质,以致产生了不少误会。有些人是抓住对方一两句不够严密或不够准确的话,再经过自己的推论和发挥,作为立论的根据,导致所发议论同对方原意相距甚远。例如,有人认为郭沫若等的意见是全部否定了王羲之作品的存在,或曰‘今日连根铲大王’;有人认为‘郭氏最大的错误’是‘他不承认在同一时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 (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四六七页,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断定他不了解魏晋时代已经产生了楷书和行书,现在证明那时已经出现了行、楷书,所以郭氏也就错了;也有人将‘兰亭论争’的关键归结为写体兴刻体的差异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抓准问题的关键,原因是没有细读并全面理解当时争论文章的原文,以及没有看到争论中论点的发展所致。下面谈点拙见,以祈方家指正。

一、如何理解李文田的两句话

上述诸观点大抵由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语中的两句话引起。那两句话是:‘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对这两句话,商承祚先生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解释 (并引申) 得比较明确,他说:‘李文田以《宝子》《龙颜》书体强加于羲之头上,谓不能再写其他笔法的书体,并认为这是“时代为之”,是没有认识到石刻书体和时代风格的关系,不恰当地以石刻书体风格代替了时代风格,以偏概全,是没有理由的。’又说:‘要像李文田所说那样,把羲之的书体局限于二爨,则羲之不过是继承前人遗法的一般书家,低估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 (见《兰亭论辨》下编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下面所引商氏观点皆引自此文,不另注。)

这种解释和引申很有代表性,认为郭沫若不知道那时已有行书,李、郭全部否定王羲之作品等观点,也大都由此引申而来。这类文章已经发表很多,而且现在仍在不断发表,不能不引起重视。

首先,应该承认,孤立地看李文田那两句话,自然是有毛病的,因为它是全称判断。可以直解为王羲之的所有作品都得像‘二爨’碑刻那样方严拙朴。但我认为这样理解问题过于简单。为了准确的弄清李文田的原意,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李跋的原文和了解李文田其人的情况。

从李跋的原文看,其实人们经常引用的那两句话的意思不全。‘故’字前面还有两句,即‘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可见‘故’字之后的两句,主要是借‘二爨’碑刻来形容王字应当具有雄强之势,未必实指王字在形体上必须同‘二爨’碑刻一样方严拙重不可。这是其一。 (顺便说明:李跋‘且’字前面主要谈《兰亭序》文章之不可信。我对文章真伪尚未研究,不便发表意见。下面所谈只限于书法形象上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兰亭序》文章如伪,只限于《兰亭》一帖,时代特点或曰时代风格则涉及一代书帖,因而意义更加广阔和重要。)

其二,李跋的后面,已交代了该跋的主旨:‘予跋足以助文学(赵魏)之论’。即他是在同意赵魏观点的基础上发了一点辅助性的议论。赵魏的原文见汪中所引:

文学(赵魏)语编修(江德量)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

赵魏的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已在隶书基础上变化出了新体(应指楷书),但尚未完全脱离古法,亦即隶书遗意。李文田自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而且李跋前面已明确写道:‘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见李文田所指是一种笔意(赵魏曰‘隶书遗意’)。文田试举‘二爨’,亦应指其应有隶意,并非局限于字的具体形体。

第三,说李文田‘谓不能再写出其他笔法的书体’、‘以石刻书体风格代替了时代风格……’等等,都属人们的推测。李文田本人并未讲过类似的话,我认为他也不可能讲这种话。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推论可以成立,也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李文田根本不知道石刻之外还有帖简等书法形式的存在,或者不懂得两者不能简单相代;二是他很清楚当时已存在因用途和质料不同并存着各种不同的书写式样和不同书体,但仍然得出《定武兰亭》非晋人书,而是梁陈以后书的结论。我相信李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因为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 生活于考据学充分发展的晚清时期,他本人也是金石学家。曾官翰林院编修和侍读学士,以‘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和‘类能识拔绩学’著称于世。其知识怎么会贫乏到连石刻之外还有帖学系统存在也不知道?再说,他将《定武兰亭》(这是帖,而不是碑)等体式书迹的产生界定在晋宋、梁陈之际,其难度是很大的。没有对大量碑帖的研究,没有丰富的书史知识,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另外,《爨龙颜》是碑,刻于刘宋中期;《定武兰亭》是帖,这两种碑帖距他界定的可能产生的宋、梁之际只有四十几年,没有对碑、帖的统一研究,怎么会同出于他一人的笔下呢?

再退一步说,假定李文田知识贫乏,不知道铭石之外还有帖学存在,或者一时失误说了两句不全面的话(我以为如系一语失误,不值得进行长篇累牍的讨论)。那末在他以前的包世臣可谓碑帖贯通,而且是以帖入碑的大家;他以后的郭沫若,不仅传世碑帖淹熟,连本世纪以来出土的众多简牍、文书墨迹也都已见到 (并已作为补充李说的论据),为什么也得到同李文田近似的结论呢?可见只提出石刻与书帖不同或刻体与写体不同来证明李文田论点错误,是既不准确也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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