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吉鸿 略论宋代院画之“形似”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傅吉鸿 / 2013-11-06 10:45

在以“逸笔草草”、“不似之似” 为其抒写方式和审美取向的文人画之前,绘画原是注重“形似”的。早在《尔雅》中就有 “画,形也。”之论,至南朝宗炳《画山水序》讲“以形写形”,顾恺之“以形写神”论,谢赫”六法论”更进一步提出“应物象形”的法则,无一不昭示出“形似”之于绘事的重要意义。即便如文人画创始之苏东坡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究其本意也并无否定形似的意义, 绝非如其后继者之误传。 

纵观中国画史,对“形似”的注重与强调莫过于宋徽宗及其宣和画院。“孔雀登高”、“日中月季”、“生漆点睛”、“斗牛夹尾”、“瞳中有物”等均是耳熟能详的关注“形似”表现的画坛趣闻。无论是表现不同时节的月季情状还是准确画出孔雀飞升前先抬左脚的事实都反映了宋代花鸟画“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绘画风尚。更有甚者: “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画一殿廊,金碧辉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银杏)、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同。笔墨精致有如此者!”连弃掷的垃圾都描绘得毫厘不爽。

透过这些有关院画的记述,可以看出赵佶对于自然物理现象体会之深以及对绘画的写实要求。宋皇的这一喜好必然会带来宋代画院整体对自然“形似”的强调与忠实描写风格的繁盛。对“形似”的过分强调有其先天的弊端:要么走向自然主义的极端方向,要么谨于形似,一味工细,沦为“院习”、“匠气”。以赵佶为首的宋代画院如果仅仅守其简单的“形似”,斤斤于精谨写实的细节刻画,停留于象与不象的审美评价标准,就不会有今天宋代院画至高的历史地位和艺术高度。因为,作画要符合生活实际,符合对象的自然法则、物理现象,自然是对的,但如果机械地苟求这一点,把自然法则和艺术法则等同起来,就不恰当了,那就会放松了主题内容的精神刻画,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画家的创作重点放到“形似”圈子里。如若那样,“院习”、“匠气”之类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如宋代的邓椿在其《画继》中就说到:“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 明白表现出对于“专以形似”的众工之作的批评。但邓椿的批评显然过于绝对化,有彻底否定所有院画的架势。从现存的众多院画作品品读中我们是万难得出“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的结论的;再者,就画院对“新意”的追求以及对文学诗意的强调也断不能对宋代画院所倡导之“形似”作片面的理解。

通常我们所摒弃的“形似”主要针对的是宋代院画在观察方法上的谨严、写实和在表现手法上的工整细致而言,且受到后期文人画一统画坛的影响,站在文人画追求舒散怀抱、逸笔草草的不似之似的角度从而对其采取的片面态度和认识。在北宋,作为画学博士的米蒂因极推崇平淡天真的董源画派,因此对李成、范宽颇有微辞。 谓李成之画“多巧,尚真意”,范宽之画“深暗如暮夜晦瞑,土石不分”。这是他对用笔墨来描绘客观真实的批评。苏轼的意见更加说明了这一面。他那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诗句不知引起了多少历史上的误解,并为没有写实造型能力不能画似之人用来派上了大用场,作了招摇过市的理论依据,也作了他们的护身符。谢稚柳先生曾论及此点说过:“绘画不要讲形似,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谢赫的‘六法’,分明根据事实所提出的是‘应物象形’。岂有绘画发展史、水墨画发展史推进到北宋,却变得‘牛鬼蛇神’起来,连绘画的基本之点的形似都不要了?不要形似的解释,就是……画像了就不成其为绘画。我想苏轼应该不至于这样想法的,始料不及的。” 苏轼两句诗应该是对鄢陵王主簿形似逼真的两幅折枝花鸟画的赞辞,而决不是对一幅不讲形似的作品的赞辞,它的本意,不过是讲绘画不能以“形似”为满足,绝不会是后来者所提倡的不要形似。

宋代文人对笔黑的强调并不等于对“形似”写实的消解,优秀的传统笔墨,主要在于它成功地配合了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的真实描绘,而不在于其独立于形象之外的审美价值。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事实上,米蒂与苏轼,他们的观点与张彦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笔、墨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但精妙的笔墨也须得为骨气形似服务。从现存的宋代院画作品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院画多是“工而不工”之作,它的表现手法是工整细致的,但同时在造型和笔墨上又是生动的、写意的,它是极好地解决了“形似”与“意象”关系的典范之作。因此,工整与写实正是其优点和长处所在,而不应成为我们指责和攻击的对象。

画院画家们一方面强调“形似”,一方面也提倡“创真”,不泥于前人,强调以“新意”相尚,提出“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由此可见,宋代院画是既重形似也重神韵的,绝非重形轻神之作。因此,“形似”束缚的只能是一些平庸的院内画家,使他们的作品缺乏个性而不能高;而对许多有创造性的画家而言,“形似”则不能成其为桎梏,而恰恰是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达到“以形写神”境地的手段。邓椿所谓“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之论有失偏颇。

我们对宋代院画的理解往往基于非主流的消极的一面,将其注重生活写照的“形似”斥为带贬意的“院习”或“匠气”,这是片面的、有失公允的评判。同时对今天的中国画教学中出现的以荒诞不似为能,画山不象山,画树不象树,画人不象人,还美其名曰“有新意”的现象应有足够的警惕并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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