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追寻古雅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王友谊 / 2014-03-26 15:54
王友谊先生在第一时间给我寄来他的篆书《四书》写本。三年前,他曾当面亲口告诉我,要进行篆书《四书》这样一个庞大、宏伟的计划。三年后,终能如愿以偿。依我对他的了解,...

王友谊先生在第一时间给我寄来他的篆书《四书》写本。三年前,他曾当面亲口告诉我,要进行篆书《四书》这样一个庞大、宏伟的计划。三年后,终能如愿以偿。依我对他的了解,友谊先生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书写来体验、感悟、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书法是一种具有数千年历史,自身内涵丰富,又足以维系整个中华文化精华的传统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承与发展成为主要目标,书法可以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传统文化的精致性、丰富性、神圣性,诠释内在的博大精深与深远厚重内涵。在整个社会普遍注重市场效益化,个人利益追逐最大化的潮流之下,无疑昭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世人的目光再次投向传统文化经典。毋庸置疑,这套丛书本身就是一件集多重价值于一身的艺术品。

第一是关注思想价值。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首先应该把传统儒家的伦理智慧与王朝专制下的伦理纲常区别开来。孔子的社会生态伦理思想充满智慧,直至今天仍富有启迪意义。在孔子的观念中,天、地、人的相互协调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最终演化成为人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道德关系,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要从生态伦理的高度来认识自然,看到现代工业文明具有善恶二重性,按自然规律办事,从而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观点——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和波斯等地,几乎同时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看法,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为后世提供无穷的精神力量。时至今日,许多文明已经失落与毁弃,唯独中华文明至今仍熠熠生辉,书法又是其中菁华之所在。书法受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毋宁说是对书家个人产生了影响,由此塑造出了文化性格。对书家来说,不仅关乎艺术风格、技法修养等诸多方面。从更高层面上来说,要确立一种文化自信。对这一类问题思考的增多,意味着文化自觉时代的来临。费孝通曾说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即是文化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但凡经典,既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也最具生命力的现代范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的文化基因。以书写经典的方式,关注经典、理解经典,可以更好地把传统经典语义渗透到人的道德、习俗及日常生活方式中。从这一方面来看,真正做到使书法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又能见证当代社会精神文化实践,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二是关注文化价值。《四书》蕴含了关乎天地人伦的常道、常理,教化人生的常则、常行。《论语》教给后人为政、治学、做人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阙疑”,“择善”,“困学”等,微言大义,受用无尽。《孟子》中论及“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等,是人生修养进入至高境界的哲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为入德之门径,是垂世立教的大典。《中庸》篇宣扬“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倡导天地和、人人和、身心和为核心的理念,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激荡与洗涤,展现了永恒的价值。在如今这个浮躁、忙乱、诱惑成群的商业化时代,可以宣示了一种思考和信念。文字不但是记录工具,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文字的构造本身就是一种完美的艺术。篆书《四书》包含文字书写与文化思想两个层面的创造,见证了一个当代书家的文化思考。历代书家经典多半是长篇大作,彰显个人思想,有别于灵巧小品,但如果都是尺牍小品,书法史将十分破碎。形式多样性是艺术旺盛生命力的保证。篆书《四书》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于,首先是书写,其次是书写经典。淡忘书写,提笔忘字成为目前一个现实问题。王友谊先生以这种方式向世人昭示,对文字的亲近把握,须臾不可缺。篆书在一般的概念当中,早已失去实用性,远离了这个时代,但这种古老文字的精彩、神秘,远胜过其它书体。通过他的个人实践证明,任何一种书体,只要有足够的深度,能够表现出艺术张力,同样能够感染人。也许是篆书本身所存在的难度,使很多人望而却步,遮蔽了本身的面目。艺术探索不仅仅是艺术的理想,也是人生的理想,合二为一,更富意义。

第三是关注生命价值。篆书具有神秘性,包含了“敬畏之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正是今天所需要面对和反思的。篆书是“五体之祖”,相较其它书体,独立成为体系,内部还有复杂体系,其它书体只有书写,篆书首先在于归类与释读。也就是说,首先是正误,其次才是风格。书写量巨大,脑力、体力的劳累可想而知,对于友谊先生来说,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考验,更是一个挑战。我对自序中的这一段话尤为印象深刻:“二零零四年,在因病住进医院的时日里,我目睹一些病友,或年龄长我者,或年龄小我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离开了人世。面对鲜活生命的远逝,我曾陷入深深的苦恼。但是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应该怎样活下去?是苟且偷生,还是珍爱生命,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用篆书书写四书,这个曾经的愿望便成为我痛定思痛后的不容改易的答案。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后,二零零七年中秋过后我开始自信地动起笔来。至今岁暮春之初,书篆完毕,屈指算来,已是寒暑三易。这期间,无论春去春回,无论天南地北,笔墨纸砚总不离左右,篆书四书的笔法样式,总在我魂牵梦绕之中寻寻觅觅。有时夜半醒来,万籁俱寂,静对明月古书,佳兴勃发,便潜心于墨海,享受创作的快乐,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期间,病痛一直折磨着我羸弱的身躯,有时天旋地转,不得不辍笔卧床。唯因心有所系,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又投入创作。”从这段真实、坦然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书写已成为友谊先生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坚定执着自己生命中的最爱,这种专注和坚持,令人赞叹和敬佩。经历漫长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如果把书法分成技、艺、道等三重境界的话,技者,技术也;艺者,艺术也;道者,最高境界也。有时一页不能一稿而成,数十次推到重来,精益求精,每一个细节无不精心打磨,这份尊贵尤其不可复制,他对书法赋予了超越生命的执著与热爱,令人感慨。友谊先生是在用生命演绎中书法,用生命谱写乐章,在书法中注入了个人灵魂,在忘我的境界中,把书法与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又何事不成呢?物我两相忘,唯有心中事,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第四是关注艺术价值。王友谊先生的篆书,学古而能创新,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目前书坛有一种现状是,一方面仰望经典、渴慕经典,另一方面畏惧创造、不肯付出。这是一个两难。艺术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真正做到有创造性,不仅仅是热情,还有智慧、思考、耐力、机遇、灵感。通过书写长篇经典的方式,可以将毕生所学进行必要的梳理与总结。从整体上来看,无疑是一项个人独自完成的浩大“文化工程”;从细节上来看,最基本的一点是,没有出现的篆字如何处理?“不能出现硬伤”。篆书具有独特的魅力与价值,难度毋庸赘叙,正如曹宝麟师跋语中所言:“六体之中,篆书最难。韵光既迁,古意随漓,后人心慕手追,大多优孟衣冠、貌合神离。”真正《四书》的面目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早、最初的《四书》应该属于古文字。四书成书于战国,最迟不超过汉初,当初的简帛抄本,应为其时通行的古文或篆书。近年出土了大批战国秦汉竹书,迄今未见四书遗简面世。时近晚清,吴大澂曾以大篆手书《论语》,民国李准则以大篆抄录了《大学》《中庸》,一部完整的《四书》篆书写本仍然付之阙如。有鉴于此,利用不断富积的古文字资料,创作一部全新的四书大篆写本,为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篆书《四书》,成为友谊先生的一种文化使命。孔孟文章必为篆书,传世之中虽有各类文字,然而在传抄之中不免脱漏错讹,以纯篆书为之,可以说是还其本来面目。进而言之,既可以说“还原”,也可以说“呼应”。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现了最早版本的《四书》,二者“相逢”的话,那是怎样的一种“奇迹”?中国文化史中有许多的奇迹,正是有无数的有心人用毕生心血所创造的。

第五是关注收藏价值。毫无疑问,篆书《四书》写本本身极富收藏价值。首先是创意,从《四书》版本遴选到各篇书法风格的统一与区分,细细谋划,独具匠心,最终成功以不同风格表现成书于不同时代的《四书》之神采。《论语》篆法借鉴晚清吴大澂篆书《论语》,同时汲取《毛公鼎》的沉雄,《散氏盘》的恣肆,《颂鼎》的朴茂,吴派石鼓的苍润,加以提炼、整理,有机融合,最终形成朴茂雄浑、韵致自然的格调。《大学》篆法参照李准篆书《大学》,再参以春秋战国《楚王盦肯鉇鼎》铭文及秦汉简牍笔意成之,以求疏放自然、清逸散淡的中和之美。《中庸》篆法亦参照李准篆书《中庸》,笔法体现圆厚遒劲,做到体势沉静古拙,一以贯之。《孟子》则取西周《二式兴钟》、《许子妆簠盖》,春秋《王孙遗者钟》等铭文简静灵和、萧散超逸的气象为创作法源。如此众多风格的篆书作品,信手拈来,有机融合,非深厚功力而不能为。其次是邀请当代诸多名家题跋作序,构成一个完整体例。总序由张颔、李学勤、谢云、王宇信、葛英会、刘正成、欧阳中石等六人。《大学》题签、跋文者为丛文俊,《中庸》题签、跋文者为朱关田。《论语》题签、跋文者分别为周退密、张海、张荣庆、王世徵、邵秉仁、曾来德、胡抗美、王家新、刘正成、李刚田、王镛、张旭光、刘文华、李松、刘洪彪、张继、白煦、刘恒、陈洪武、欧阳中石,《孟子》题签、跋文者分别是孙伯翔、卢禹舜、徐海、苏士澍、陈振濂、刘江、言公达、孙晓云、徐本一、曹宝麟、王澄、石开、林岫、何应辉等三十六位。再次,体现了友谊先生“经典——传承”的理念,书家要有敢“创”经典的思想,同时要做到如何“传”的问题。当书家把创作经典当作个人理想和平生使命,使自身作品具有丰富多样的形式,赋予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厚重的历史感与时代融合力,最终具有了艺术价值、观赏价值、精神价值。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意味不因时代变迁而弱化,可以历久弥新。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曾提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些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以忘记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在我看来,阅读经典和书写经典是两种范式,篆书《四书》写本则合二为一。就书法经典之作而言,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评定要素,也是这套篆书《四书》写本所追求的:一是时代性,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转型特点,代表着一代人的思想状态,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二是丰富性,作品蕴含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历史精神积淀;三是延续性,对后续的艺术潮流产生一定的持续影响力。书写经典的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得到张扬与提升。篆书《四书》写本的面世,把儒家经典语言叙述成功转换成笔墨语言,传达出经典的深刻意蕴,拓展了精神内涵与意义空间,增添了又一重的文化魅力,同时也提供一个新的诠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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