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拙文《试论中国古代印章的线条规律与审美特质》《论中国古代印章线条的文化渊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时代特征、时代思潮与中国古代印章线条的关系。时代特征、时代思潮与印章线条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遥远的，但确是存在的，印章也与其它艺术作品一样，时时表现着其所在时代的烙印，反映着时代特征与时代心理。
将印章线条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思考，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所忽略的。本文带有尝试的味道，未必如愿，意在引玉。
一、先秦时代
自商周始，先人已对线的表现力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公元前16世纪至约前11世纪，商代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奴隶制已经确立，于是作为体现统治威严和意志的青铜器应运而生。青铜器为奴隶主祭神祭祖所用，其中有具有权威象征的鼎，也有日常生活用的盘和酒器等，上面有铸刻的文字和各种装饰花纹。文字即世称的金文，而铸刻的纹饰又可分两种形态:一种借助线条表现出人们怪异的想像中的具象艺术(青铜饕餮纹饰)，其表现趋向图案化；一种是借助线条，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浅浮雕式的具象模拟，这一路即是后来汉画像石的先导。
西周初，周王在政治上实行大分封制，在各地设置诸侯国。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各自为政，王权逐渐衰落。到了春秋时期，周王的君位形同虚设，各诸侯国不断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和地域习俗进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开始出现地域性倾向。至战国，大诸侯国的地域性文化艺术特征已颇鲜明。各国的文字因受其影响，也形成了明显的以域相异的局面，一般分为五大体系，即齐系、燕系、晋系、楚系、秦系。玺印以文字为其根本，战国玺印所用的必然是战国时期的文字，不同地域所制作的玺印使用的也一定是不同地域体系的文字。因此，先秦战国古玺从所用文字面貌而论，也同样可以分为如上五大体系。
最早称霸的齐国因东临大海，擅渔盐之利，实力较强。“王纲解纽”之后，乘势扩张，成为霸主。齐玺皆凿刻，线条质朴古雅、粗犷、雄强、疏朗，气格开张，字形线条匀称，透发出典型的齐鲁文化精神，宽厚博大，质朴古雅，气格开张，风骨豪放。齐玺的文字似是随意书写，顺势布局，显得漫不经心，甚至有些草率粗犷，高雅中显出一种大朴不雕的潇洒。齐玺中也有精整一路的印，但以实带虚，于精整中见空灵，于端庄中显落落大方，于整饬中流露出一种随意的闲适和亲切。齐玺中有一种少见的界格型式，文字的活泼生动和形式的质朴典雅构成了轻松而又和谐的韵律，也是齐玺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荆楚地处江汉流域，这片广阔富饶的南方地区至西周初还是一片荆棘丛生、荒芜的处女地。这种艰苦的环境，使楚人更多地保留了对鬼神的敬畏。再加之楚国长期以来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视。在中原各国眼中，楚国一直被看成是未开化之族，因而屡屡兴兵征伐。楚国特殊的地位、历史和地理条件，造成了楚国从宫廷到民间，鬼神之道倡炽，巫觋之风盛行。产生了散发着浓烈巫文化气息的祭神歌舞，充满着奇谲神话传说的美丽诗篇和描绘着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形成了活泼奔放以至怪诞奇谲的浪漫主义风格。楚系官玺印面多凿成，结字奇诡，体势多变，刀法酣畅，笔意显豁，文字天真，线条流丽，结体散逸。除了纵、横和斜向的主笔线条为直线外，其他线条大多为弧线，极具活泼感，圆中有逸，劲中带秀，无限优美，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不同地域的时代特征、时代思潮，造成各个地域古玺的艺术情趣也有明显的差异。齐国的粗犷，燕国的苍莽，三晋的精丽，楚国的奇诡，秦国的古拙，巴蜀的神秘，无不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战国古玺绚丽多姿的艺术风采。
二、秦汉时代
在秦国的历史上，“尚法”思想有深远影响。“以法为教”，法家思想在秦代被定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因而形成了秦朝的严刑酷法。虽有“焚书坑儒”，但儒家思想在秦代还是有很大影响的。神仙思想与道家思想合流，成为秦代社会思潮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汉初，提倡清静无为的理论，黄老新道家流行。这种黄老思想反映了汉初人们普遍的求安静的社会心理。同时，汉兴开始就恢复了儒学，后来取黄老新道家而代之，逐渐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东汉是儒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儒家之成为儒教是在东汉时期，儒教之成为国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另外，还有另一股影响很大而且流行很广的社会思潮，即阴阳之术。阴阳五行，谶纬迷信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流行的广度和深度恐怕要大于其它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可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其盛行于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至隋唐衰落。
秦“尚法”和“集权”带来的必然是平直、方折与整饬。秦印线条在苍浑中加入了工致，但不如汉印那样畅达率直。秦毕竟是短暂的，真正的理性、严肃、整饬到了汉代才逐渐达到顶峰。“汉印通过直线坚定有力整齐的质感，引申出理性、严肃、敬仰、浑厚质朴的联想；通过横线稳定平静的质感，显示了庄重、宽舒、和平的意味；再通过严谨、方正、对称、井井有条的印面造型，形成了汉印平正庄严、古朴浑厚这主要艺术风格。这风格和汉代各种造型艺术的特征相同，有着强烈的时代社会特点，适应着当时审美主客体的需要。”（余正《论篆刻艺术的线条美》）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
政治上，门阀政治由形成、鼎盛而走向衰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汉帝国崩溃以后，分裂、割据取代了集中统一，中央集权制遭到了严重削弱，实际上是两汉以来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一尊，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阴五行学说杂揉搭配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东汉后期以来，豪强兼并势力发展，封建割据倾向加强；且外戚宦官相继专政，政治日趋腐败。在思想意识上属于支配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内容空虚荒诞，根本无助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曹魏政权提出“惟才是举”的选士标准，起了否定儒家名教绝对地位的作用，魏晋玄学应运而生。以往被儒学禁锢的士人们得以重新思考和探索社会人生。玄、道、儒、佛、术、名诸家思潮相互驳诘、兼容、发展，使魏晋六朝思想文化呈现出两汉时前所未有的活泼、清新、洒脱、俊逸的气氛，成为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文化活跃的历史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君主专制政治被削弱的时代，是思想文化摆脱了独尊儒术的束缚，相对解放的时代。必然要反映到官印上来。这个时代又是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创新的时代，是“变古制”的时代。在书法上的反应是“笔画意势舒长，虽极小字，严整之中，无不从笔势之宕往”。甚至出现了文人的集会活动。
汉印理性的、严谨的线条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魏晋六朝以始，文艺追求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审美要求。严肃的、陈旧的汉印风格，相对成为桎梏。虽然六朝存世不多，但在其中作品中，可以看出流动圆转的线条自由地起舞组合，浪漫舒展，生机盎然。
四、隋唐时代
隋唐盛世，政治开明，文化繁荣。其时代特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开放性。唐朝对外开放，曾与300余国或地区往来，王维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便是这一宏阔气象的生动写照。思想开放、兼收并蓄。第二，包容性。唐朝是各民族融和的王朝，对外国人，对国内各民族，都很包容。第三，宽容性。唐朝的多元性，导致了唐朝政治文化的宽容性。宋代理学家程灏、朱熹都指出“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无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太宗以至唐朝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上是相当宽容的。
至唐，繁荣强大的盛世和比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书法进人了鼎盛时期。“以书取仕”，书法成为读书人进身仕途的必要手段，为书法严谨法度的形成提供了有立利的条件。当时，人们对线条要强调笔“势”，笔和笔之间要求体现一股绵延不断的“气”。
隋代是中国古代官印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隋以前官印用于佩带，施于封泥；隋以后官印用于纸素，置之官署。同时，印体变大，改用阳文，小篆字式。唐代官印基本沿用隋代制度，但其采用了唐代特有的“蟠条印”工艺。
虽然隋唐官印存世不多，但在其中作品中，依然能够看出流动圆转的线条自由舒展，华丽精巧，生机一片，令人耳目一新。深刻反映了唐代官印盘回屈曲线条之美。
五、宋元时代
北宋吸取以往教训，通过强化文官统治和改革科举制度，从而使封建集权更为稳固。其在疆域和国威两方面，是有史以来最为穷蹙不振的，始终未能消除外患凌逼阴影的笼罩。偏安的南宋，其虚弱程度更甚于北宋。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元代，大批汉族文人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哀痛与苦闷，他们往往怀着苟且偷生的心理，寄情于文化艺术，并在这方天地里，尽情地释放他们的才情和抱负。元代文化艺术领域里普遍存在的复古主义倾向，既是一种民族文化情节的寄托，也是汉族士大夫文人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一种情感和心理的对抗。
宋代总体格局和气度，始终难以和强盛的唐朝相比拟。宋人重物理，用线精密不苟，其叠文线条盘曲精密，缺少雍容华贵的气象。元人重意趣，用线挥写自如，文人印章线条匀细流畅，婉转流美，官印与文人印格调相同。
六、明清时代
明代，中央集权加强，提倡程朱理学。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明代诗文字画，均有名家，然无特创之体。其特创者，唯八股文。”从整体上勾画了明代文化的主流环境。反映在印制上，等级分明，在官印质地、印体厚薄、印面大小、印文篆体、印钮的台级，甚至叠篆层次，都有明确的规定。
清代是历史上继元蒙统治之后，由少数民族贵族居统治地位的第二个统—的多民族国家政权。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坚持和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强化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宣扬宋明以来提倡的程朱理学和伦理道德，进行严酷的思想统治；另一方面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缓慢发展，反映这种发展的民主进步思想，冲破了封建的藩篱，呈放出异彩。清代，官印最大特点是“左为清篆，右为汉篆”，即在一方印内并用满文和汉字。明清官印在文人不预其事、一律由工匠完成的情况下，皆宽边大印，印文线条细瘦，无可救药地走进了呆板僵化的死胡同，成了官样文字。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会更清醒地认识到线条的存在价值。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在过去的年代还是现实和将来，线条都将在视觉艺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古代印章中的线条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2．余正《论篆刻艺术的线条美》，载《浙江书法论文选》，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9月。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中山书局，1988年3月。
4．崔平平《汉画像石中的线条魅力——以山东省嘉祥、邹城、滕州三地的汉画像石为例》，载《雕塑》2006年第1期，总第51期。
5．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
（注：此文发表在《书法》2010年第2期4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