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陈国成博士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2014-04-08 11:29
宗绪升:国成兄好!你在吉林大学丛文俊先生的门下苦读十年,先后获得书法史与书法文献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你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都是印学理论,为什么会选择印...

宗绪升:国成兄好!你在吉林大学丛文俊先生的门下苦读十年,先后获得书法史与书法文献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你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都是印学理论,为什么会选择印学理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呢?

陈国成:呵呵,你的问题很尖锐呀。我是2002年12月6日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拜访丛先生并开始访问学者,系统接受严格的书法史论与文献学功力训练的。承蒙先生不弃,一直到2012年12月5日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刚好十年。十年中,《书法史》《书法文献》《书法批评》《铭刻学》《书体分类文献研究》等主干课我都听了五个循环,又完成了校勘学、训诂学、目录学、古文字学、版本学等学分的选修,又旁听了《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说文》等其它专业的博士课程,连续脱产学习六年,如果说是苦读,不如说导师更苦,他们不为名利,甘愿作人梯,我们今天的一点点收获都离不开他们的付出。去吉林大学之前的十年间,我一直在中央美院、西泠印社等地系统训练书法篆刻技法,多次在全国展上入展获奖,应该说具备了一定的书法篆刻创作能力,为我在吉林大学进行深入的书法篆刻理论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因此,在吉大的十年,我由大学教授转换到学生的角色,每天背着学生书包,在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四点之间奔波求学,如饥似渴,尽情地吮吸着吉林大学丰富而深厚的学养,自己的学术功底一天天扎实起来。也正是较好的篆刻创作基础,为我后来的论文选题提供了可能。另外,吉林大学古籍所延续清乾嘉学派,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出发点,而反对以感觉来想象问题的研究方法,在国内高校也是独树一帜的,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印学领域研究是一种新的探索,很有吸引力。

宗绪升:你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吾衍《三十五举》的个案研究的,这种个案研究具有哪些方法论意义?

陈国成:学术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实际上,很多人学术上的不知所措,不是因为不用功,也不是因为看的东西少,主要是方法不科学。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不求甚解,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能帮我说话的都拿来,不管是否是断章取义,不管当时的话语情境。因此会出现很多致命的错误甚至笑话。比如,《书谱》有“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这里的“隶”在唐代是指楷书而非隶书,这一点在书法界总出笑话,以至于某大家在CCTV全国电视书法大赛的比赛现场点评时也出了错,本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结果全国人民都笑了。最可怕的是这种证明材料本身存在错误,证据错了,结果会可想而知。吾衍《三十五举》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印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在印学理论研究中具有非凡的价值,学者以其为根据证明自己观点的例子不计其数,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将《三十五举》作为纲领性的文献来看待,并没有对这个“纲领”的内容产生怀疑,而只是将其纳入到原始文献的范畴之中,似乎只有应用的权利,而没有修改纠谬的可能。于是,自元、明、清以来,踵事增华,续补其说,引其言辞视为经典为己所用者,不胜枚举;仿效体例借题发挥复加广深。《三十五举》筚路蓝缕之功自当肯定,但遗憾的是,由于时代所限,出土实物严重不足,吾衍的许多观点都存在着局限性及可商榷之处。针对这一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以《吾衍〈三十五举〉疏评》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首次提出“古印文献新证”理论,以出土实物来验证和纠谬印学理论中的问题,经过我的研究,确认出其中有十八举的内容存在错误。可见,基础文献的个案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准备,没有扎实的基础文献研究根底,你的心里很难踏实。

宗绪升:方法问题在技法训练上是不是也存在呢?

陈国成:当然存在,而且非常严重。常常有朋友拿来自己临习碑帖的作业让我说说,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为什么要临习这个帖,对方往往不知一二,都以为别人都临我就得临呗。其实不然,任何碑帖都有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不足,每个临习者所需要的也不一样,在没有清楚选临碑帖的价值所在和自己的所需之前,盲目地临习只能带来时间的浪费和兴趣的消磨。实际上,一个帖能给予你的不会很多,关键点在于能否抓到。比如《得示帖》人人都写,有的一写上百遍,实在没有必要。一个“得”字你认识到多少呢?我觉得“得”字能学到的东西只有一点,学会就完事了,有必要临那么多遍吗?“得”字的最后一“点”值得关注,不是它的形象,而是它的位置。魏晋行书古法用笔,这个点的位置下移正是当时古法用笔的具体表现。唐宋行书点的位置开始上移,一般处于中间部位,而明清以后,尤其是现代,这个点会移到横的位置,甚至更上。这不仅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化用笔方法的改变,而且我们看到了时代审美取向的差异和“古法”的遗失,因此才有了后来持续不断的复古思潮,也才有了今天我们对传统的渴望和对“流行书风”的喋喋不休。试想,如果我们掌握了古法用笔,学会了以古法用笔创作作品,不仅会大幅度提高作品的质量,而且也符合作为艺术的书法对“古”的要求。

宗绪升:你在吉林大学古籍所就读博士时,主要做的是印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博士论文选题是《中国古代印论的理论渊源与框架结构研究》,我想知道其研究价值。

陈国成:吉林大学古籍所是全国著名的学术氛围极其浓厚的学术单位,以考古学和古典文献学为学术根基,重资料、重考据。书法史与书法文献学研究更是在全国高校独领风骚,其研究方法独特而实用。我尝试用这种方法研究印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得到了丛先生的鼓励。这个论文选题也是丛先生给定的,主要是针对目前中国古代印论的宏观研究相对薄弱的实际而选定的。其范围之广和难度之大,让我敬畏,同时也给了我研究的动力和兴趣。我主动把自己的答辩时间向后延伸到四年半,在构思和写作的四年时间里,我几乎取消了所有的休息日,寒暑假也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才回家,下了许多笨功夫。因为没有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所有的研究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错了再回来重走。再加上涉及的学科很多,文论、书论、画论、诗论、乐论等都要仔细研读,真是想起来都怕。

中国古代印论在近代以来,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开掘。直到1985年韩天衡先生编订的《历代印学论文选》出版,和1994年黄惇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印论史》的出版,当代印学研究才有了新的契机。近年也有一些印学个案研究文章,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些依据。中国古代印论,作为古典艺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文论、诗论、书论、画论……皆有相通之处,所谓“文也、诗也、书也、画也,与印一也”。故举凡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之重要范畴,于印论中皆有阐发。印论的发生时代,因其历史缘故,远晚于文、诗、书、画论,这种“后起性”为印论之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具有很好发展基础的文、诗、书、画之论,在印论的发生、发展时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惯性牵引效应”,印论因此具有了“依附性”。

印论除了具有“依附性”之外,还具有“独立性”。即印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独特的审美取向。这是由印章艺术史与篆刻艺术创作形式两方面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印论中的宗法、崇古观以及关于集古印谱的讨论等等,都与印章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相关。而诸如“笔意说”、“印从书出论”、“印外求印论”、印章品评以及技法论,则是篆刻艺术特殊的创作规律的产物。因此中国古代印论,一方面借鉴文、诗、书、画之论,另一方面则不断揭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进而生发出独立的框架结构。我的这篇博士论文即是从印论的依附性和独立性这两个视角切入的,分上、下两篇。上篇以微观的视角,从理论的高度揭示中国古代印论的产生与发展的意义,以详实的文献探求古代印论的理论渊源,理清印论与文、诗、书、画之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印论渊源问题的解决,对深入挖掘印学理论宝藏,有效利用印论解决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下篇则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对古代印学理论建立起比较清晰的框架结构,解决了印学界对中国古代印论的宏观建构不足的问题。

宗绪升:框架结构是否就是理论体系?

陈国成:你说的很对,框架结构就是理论体系。熊秉明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是书法界的必读书,虽然也有些不如意的地方,但他毕竟做了这样一件宏观把握书论的有意义的事情。我当然也想就印学理论进行体系的概括,只是力不从心,做起来才知道难度有多大。我计划再用两年时间,好好完善一下。

中国古代印学论著,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元代印论的起始和明代印论的丰富与成熟;第二阶段则包括清代在金石学复兴、“乾嘉学派”兴起、金石考据学风行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尚碑思潮等影响下,在印论中出现的新的审美感受和新的美学思潮。第一阶段印论重审美重个性,第二阶段印论重汇集重考订。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印学论著尽管繁复杂芜,仍不失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一个结构复杂、彼此紧密关联的框架。其理或如古代建筑,各种观点和理论只是所处位置不同,而都是整体框架的一个局部,无论其如何复杂,均以斗拱为枢纽。”传统与创新的矛盾,是伴随着印学发展始终的话题,相对于其它艺术门类,印学领域首先强调的是传统的继承。因此,“宗法”自然成为了贯穿印学发展过程的观念统帅,“宗汉审美观”成为了印学之正脉。传统的对象自然是“古”,“尚古”思想是中国古代印论框架结构的“纲常”。“纲常”并非恒定不变,它需要适度的通达“权变”以汲取营养。权变是个性,是复古行动中的解放和再造,没有权变,纲常就会僵化短寿。因此,“尚古”与“复古”是贯穿印学发展始终的思想。文人的参与给印章艺术赋予了情怀,赋予了内涵,赋予了文化和生命体现。实际上,古代印论都是在文人主动参与了印章创作并积极思考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流派印章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印学的进步。因此,文人与流派对印论的发展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人的尚古“纲常”与流派的创新“权变”相辅相成,既体现了传统的审美取向,也彰显了创新的理念。当然,也少不了对文人篆刻家的伦理判断。

黄惇先生在《古代印论研究方法札记》一文中指出:“仅靠印章本身(指印章和印谱)做为史料研究篆刻艺术史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就印学而言,那种单靠出土实物和以作品的工艺性为主要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已无法涵盖这门学术的全部内容,而只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理论的高度上去揭示中国古代印论的产生与发展的全部意义,并建立比较清晰的框架结构,才有可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其艺术规律,从中汲取养料,来为我们当代的篆刻艺术提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宗绪升:你对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选题有什么建议?

陈国成:现在的书法篆刻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大多都图一个容易,很少考虑研究方向的可持续性和论文的实际价值。做书法史的多,做书论的少;做个案的多,做现象的少;做书家的多,做作品的少;做近代的多,做古代的少;以感觉说话的多,用史料论证的少;总结归类的多,真正解决问题的少;短期行为的多,可持续研究的少;论文数量逐年增多,论文能量逐年减少……哈哈,很有意思。我认为,无论硕士还是博士,其论文的选题一定不能鼠目寸光,不能光为了毕业,否则你就会留下祸患,错过凝练未来研究方向的机会,一旦参加工作,你就会不知所措,后悔不迭,一时的轻松换来终生的痛苦。选题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可持续性。这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一定让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空间,这样才不会研究枯竭。二是尽量研究古代问题。因为近代以及现代的东西还没有定论,还需要历史的洗礼,需要时间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古代的史料遗存较少,近现代史料丰富,就走捷径,你要知道,明清以后的史料虽然数量多,但可靠性差,会给你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危险性。明清以后有很多资料都是相互传抄,讹误可想而知,张冠李戴和不论话语情境直接拿来的更是比比皆是,要想做好明清以后的学问,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和较强的能力,把待用的史料文献进行逐一考证,那个工作量太大了。

宗绪升:你调到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任院长,同时也是硕导,你对你的学生有什么要求?是理论上强一些,还是创作上强一些?

陈国成:刚调去。渤海大学有书法硕士点,也是东北地区仅有的几个硕士点之一。我肯定要全力打造,在现有的教授、博士基础上,还要引进若干理论和创作双枪的博士,为他们提供创作与研究的平台,打造东北地区的一流团队。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博士,包括在读的,可以与我联系,我需要你们的加盟。我本身是理论与创作齐头并进,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如此,但这个要求有些过高。我们常常把理论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理论没用。我以为,真正学过了理论之后才能知道理论有用还是没用,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为自己的无为找借口。理论与创作并不矛盾,这是一个技与道的关系问题。要想成为大家,必须是双赢,否则可能会一闪而过。艺术学院出来的专业书家,区别于社会上业余书家的地方在哪里?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在教授指导下练练技法,似乎说不过去,很有可能落在业余书家的后面,这也正是社会上常常抱怨的专业院校出来的不如业余选手的问题。我想,所谓专业,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点不同的地方:一是系统的专业思想。包括哲学史纲、史学史纲、艺术史纲、文化史纲,具备居高的视角和全面观照的能力;二是系统的专业技能。经过严格的专业技能训练,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所学技能;三是系统的生成观念。清楚各种思想、各种技能的产生渊源和时代语境,做到知其言知其所以言;四是系统的审美观念。包括美的发生、演变、阐释,以及美的时代特征、美的情境、美的传达等等。对美丑能够准确地判断;五是系统的专业精神。包括拼搏精神、奉献精神、担当意识等等。

宗绪升:当代的书法竞争非常激烈,作为专业博士,你能谈谈自己的见解吗?

陈国成:表面上看,当代的书法竞争很强烈,实际上这种竞争并不那么强。你这次获奖了,下一次可能连入选都没你的。为啥呢?评委在一拨一拨地换,审美也就跟着换,兴趣也在不断地在转移。没有标准这是当代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跟着展览跑,你跑掉鞋也白扯。莫不如自己按照既定的轨道、科学的轨道运行。在丛先生身边十年,我深受先生思想的影响,重视学术,主张理论与实践并进,主张各种书体全面发展,反对空头理论,主张实用理论。实际上,书法哪有理论与实践之说?书法本身就包含了理论在内,包含了学术在内,没有学术的书法哪能叫做书法,充其量只能叫做写字匠。书法总是要由理论指导实践的。咱们现在学理论的人很多,大多数不会写字,理论和实践分离,说的非常美妙,可拿起笔来就不行了;写字的人,多数也能谈,可多数都不能对应、不能落实。理论应该指导实践,古人是这么做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空头理论家是没有价值的。黄庭坚谈要养于心中,用什么养,他没说。我们一般用修养和学问来养,可那么多有学问的人也没把字养好,这就涉及到学问到艺术的一个转化问题。作学问也一样,常常见到一些朋友也如饥似渴地看书,可就是不会做学问,这就涉及到知识向学问的转化问题。丛先生曾提醒我,不能死读书,一定要想办法把学到的知识转化成学问。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学问?学问可能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学问的人叫学者,有些人只会夸夸其谈,知识很丰富,甚至对时事指指点点,可就是从来没有解决过问题,看了他的文章只能一笑而过,没有留下记忆,这样的人有的可称为知识传播者,有的可称为评论家,不能称为学者,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哪怕你的书出的再多,哪怕你的文章发的再多,都无济于事,历史是真实的,也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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