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体 系 化 的 道 路 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李 松 / 2014-04-09 10:03
屈指算来,搞书法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六年的历程。闭门思省,确有很多的教训与体会,其中最值得总结的是,书法的学习之路“走体系化的道路”。

屈指算来,搞书法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六年的历程。闭门思省,确有很多的教训与体会,其中最值得总结的是,书法的学习之路“走体系化的道路”。

1985年在首师大书法专业上学之际,或稍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五种字体加上篆刻全都着力,那时的精力、体力、时间都十分足备。早期的这种做法并不十分理性,一方面,是遵守教学上的要求,必须各科都得用功;另一方面,也确实对各体都非常着迷。所以,当时走的是“全能型”的路子。第三届全国展入选隶书、四届草书、五届八届魏碑、六届七届行书,篆刻三次入选全国篆刻展。其中,行书和楷书,分别获六届和八届“全国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觉得力不从心。实际上早在十六、七年前就调整了思路,将主攻点瞄定在了魏碑和行草上。从那时开始,我便坚定地走向了碑帖融合之路。

我确信,学习书法,一定要走传统之路和个性化发展之路,这一点必须是坚定的。不能走书奴、泥古之穷途,更不能陷入“从众”或“追尾”于当今名家之涸辙。二者都不是有思想、有出息、有底气的书家。

我认为个性化道路方位的确定,主要的参数是自己个性的审美定势。个性审美的定势,就是定向的出发点和依据。我的审美定势是比较清晰的,本性最最钟爱的是劲健与潇洒一路的风格。这一定势影响和决定着我的书风、书路,以及取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

走体系化的道路,是经过多年的思考、实践和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为自己所确定的“体系”是指“北碑体系”。所谓“北碑体系”,包括三个板块:一是古代北碑一系;二是清代碑学一系;三是当代碑家一系。这个体系,便是我赖以取法的“总法源”和研究领域。但是,对这三个板块,我采取的方法和目的大有不同。

一、  将古代北碑一系定为我取法的“主法源”

古代北碑一系,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它是传统书法艺术宝藏之富矿之一。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并且,艺术技巧和艺术语汇含量贮藏的极为丰富。

从风格上看,它有方峻一路,如《始平公造像》、《元遥墓志》等;有古朴一路,如《姚伯多造像》、晋《二爨》和龙门诸品等;有劲健一路,如:《元鉴墓志》、《元绪墓志》等;有娟秀一路,如《元倪墓志》、《石婉墓志》等;有清雅一路,如《张玄墓志》、《李谋墓志》等;有野逸一路,如摩崖和大量民间书手所为的刻石等。这就为我们的取法和个性风格的酿造,储备了丰富的法源与参照,对个性艺术语言和技巧的遴辑与融通,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北碑之难,最主要的是“笔无常形,字无常态”,用笔与结字有极大的变异性,大都是“一碑一格,一石一貌”。其变异之奇,往往让人眼乱,让人难以把握规律,以至无从下手。

我首先是从北碑笔法技巧和塑字技巧两个点切入的。

习碑解决方笔问题,当是首要问题。前辈孙伯翔先生有诲:“习碑必学《始平公》”。我理解孙先生此语之要义在于,北碑笔法之“首法”当属方笔之法,方笔不能为,也就无从谈习碑。《始平公》的笔法堪称“方笔之极则”,对《始平公》笔法领略了,方笔的技巧难点就解决了。在实践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奏效的。
  笔形变异的技巧和字形塑变的技巧,主要是通过临写大量北魏墓志,《张猛龙碑》和一些造像获取的。《张猛龙碑》是临习较久的一碑,其笔法的变异对我影响很大。此外,更主要的是从《元鉴墓志》、《元桢墓志》、《元绪墓志》、《元遥墓志》、《封君夫人墓志》、《李谋墓志》、《石婉墓志》、《元彬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元飏墓志》等大量北朝墓志,以及《大爨》、《寇君碑》和《姚伯多》等一类造像和刻石中取法。

我的指导思想是,不迷信于古人“取法乎上”的说教。取法有如人吃东西,益我者为上,我需者为上,“上”是以我为唯一标准的。由于我的审美定势是属劲健潇洒一格,其取法就相对集中在,具有这种技巧语言和技巧元素的墓志与石刻一脉。我的方法是“取法乎当”并“取法乎用”。“取法乎当”是指:凡合我脾胃者临之久,取之多;不合者品其味,辨其理辄止。“取法乎用”是指:凡益我个性者,直取速获,果断纳入笔下,并在实践中反复尝试,使之和谐、合法、合理,并将其强化在自己个性化的艺术技巧中。(这种取、用、辨、弃,始终是在实践的探索之中。)

二、  对清代碑家采取研究的态度

清代碑学之兴,给我们提供了足以借鉴的经验与方法。清人取法的方法,书风的导源,以及思路、判断、得失、成就、研究等信息,都储存在他们的笔墨文字之中。我们需要从他们的信息中,破译解读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康有为、包世臣的许多论述在观念上甚具指导意义。康有为书风个性强烈,但表现力、丰富性不足。赵之谦碑字颇具大气象,但字形大多只取横势。张裕钊对方笔的把握精准,但笔和形上的变异甚少,单调与模式化的成份居多。李瑞清则偏于黑、僵,缺乏灵性。等等。读其文,赏其书,临其字,采用审慎的研究态度来对待,从他们那里获得有教益的东西。

清代碑学的成就主要在篆隶方面,而对北碑一系的开掘与认识,还未臻于至精阶段,涌现的人物与作品,还不能说达到了历史高度。在碑学领域尚有许多的真空地带,尚有未被开掘之矿,这正是我们大可占领的领域。我坚信,碑学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  对当代碑家非常关注

对当代碑家的研究,我是从两个角度去关注的。一是,研究其碑学的法源何在?融汇的元素是哪些?个性的特征及走向如何?得失如何?从他们那里厘辨可供借鉴之处,以指导自己的学碑思路与方法。二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从风格路数与其比较,目的是避开他们的书风书路,寻找出区别、差异,以为调定自己的方位。

例如,孙伯翔先生就是我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他是我十分仰慕的碑家。我一直关注他书风的变化,曾一度很专注地临习过孙先生的字,研究他掘碑的方法,从中发现了许多对我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孕化着大量经典北碑的精华,可以说,他是当代集北碑之大成的人物。我将我的“主法源”锁定在北碑一系之中,就是通过对孙先生的研究获得的最大启示。在研究中,我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必须要拉开与他书风上的差异,凡他惯用的东西,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我尽量不用。虽然都朝碑的方向跑,但绝不能与他同轨,绝不采取尾随的战术,尾随当代名家或追绎时风,肯定会造成“追尾事故”。

习碑十几载,不同的阶段经常出现不同的问题,回想起来实属必然。比如,一度把字写得方楞黑傻,一度曾琐碎浮滑,一度又陷入纤巧柔媚。当轨道发生偏离之时,需要不断地反省与调整。时至今日,八届国展虽然获奖,但我深知,我的作品还存在一个“巧盛”的问题,这是我近阶段的主要课题。做到“人书俱老” 还有遥远的历程。

                                2004、4、13、于京华沐斋灯下

李 松 简 历

李松(木公)1950年生于天津市。毕业于首都师大书法本科,师欧阳中石先生。

作品参加全国第三、四、五、六、七、八届书法展(第六、八届获“全国奖”),全国第五、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展,首届《兰亭奖》展(特邀),第一、二、四届全国篆刻展,二十世纪书法大展等。论文《笔法研究》获六届全国书法理论研讨会二等奖。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首师大书法客座教授、《中国书法》杂志刊授部指导教师。

著有《草书技法》、《行书技法》、《楷书技法》、《书法创作大典  行书卷(合著)》等二十几部著作、录象、光盘。注重技法理论的研究和书家评论,文章评论散见专业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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