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 鲁明军:在问题和历史的缠绕中解读当代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2014-07-09 17:29
鲁:马老师,最近我一直在阅读康有为的一些资料,作了一些笔记,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撰写了一篇关于康有为书学思想演变的论文,觉得不是太尽意,一是自己对于康有为书学...

在问题和历史的缠绕中解读当代

——当代书学研究的思考与对话

□马啸、鲁明军

(以下分别简称马、鲁)

鲁:马老师,最近我一直在阅读康有为的一些资料,作了一些笔记,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撰写了一篇关于康有为书学思想演变的论文,觉得不是太尽意,一是自己对于康有为书学思想认识还不是很清晰,缺乏一种问题意识;二是文章本身似乎陷于泛泛之论,缺乏一个自主的观点。

马:文章我已经看过,症结也就在这儿。其实,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是一种主、客观的相对应而形成的,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不同的人解读的结果也必然存有差异,甚至是背反的,孰是孰非自然需要无限制地论证下去,因为一个史学结论的形成必然依赖于有力的论证支撑和论据保证。这就说明了一点:历史的解读必然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行为。

鲁:这应该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发生史性”,他对这一概念作了 “源初、反省和哲学”三种方式的考察,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历史应回到客观发生与个体主观的相遇处境,并从中生成新的价值质素。

马:对。你的文章很明显主体观念被弱化,甚至处于退隐当中。尽管你所关涉的视域很广,但是你所触及的也是别人已经触及到的,因此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你的梳理意义已经淡化了。或许这对你自身是一次学习和补充的机会,但是学术与思想最终必须回到它存在的普遍意义上。

鲁:您这个观点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读钱永祥(就是台湾殷海光的学生)解读汪晖的《论现代性》时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普遍与特殊”是现代性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他看来,客观的普遍为自我的信念、归属、位置、身份和认同提供了前提,个体必须在这一前提之下予以反省和反思,从而回到自身的“普遍性”。也就是一种对自身的超越形成了他所谓的“后俗成的自我”和“后俗成的规范”,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套后俗成的普遍主义。其实,当代书学现状与钱的理论就很相像,甚至有很多契合之处。

马:是的。他(钱永祥)的观点很有意思,也很有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才提到了“反省”与“反思”。其实,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处。因为,他所谓的“后俗成”的存在源于这一反省与反思。但它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省思”就在于它要回到自身的普遍性上。史学研究的主旨就体现在这儿。因为如果个体的解读最终淹没和吞噬了历史的一切客观,那历史本身就失之于误读和错解了。需而这还须基于个体反省这一前提,若脱离了这一反省,则会致使相反的结果,即历史的一切客观又吞没了个体,这就相当于历史的平面重演,它同样消解了解读的意义。

鲁:也就是说,历史的个体性解读必须返回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立场”。我想,这也意指着一种历史解读的“当下性”。不过,这里我所理解的“当下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意指着历史客观存在的“当下性”,也就是说解读历史必须将视角放在历史当下的场景中,这样结论才不会违背历史;另一方面意指解读主体存在的“当下性”,解读者必须站在自己所处历史环境的基点上,来审视历史存在,实现历史对当下思想的回馈影响和启示,这也就是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了。其实,在解读康有为的书学思想时,我也是试图本着这样一个思路来分析和认识。

马:上个世纪90年代末,晚清思想火了一阵,原因就在于不管是从历史界限看(同样在世纪交替),还是从它的思想本身看,康有为的大同构想恰契于时下的“全球化”话语。但是,其书学思想未能同样引起书法界的关注,这个原因很复杂。我想不光是因为在学术史上康有为书学思想相对他的政治思想显得轻微了许多,还在于当代书法界的学风问题。从康有为的思想演变看,他更倾向于政治身份,因此,其书学思想自然易被学界所遗忘。说到当代书界的学风问题,也实是书法社会功能的转向问题。但是,现时这一转向却有悖于艺术发展的正当性,目的初衷、本体语言等内质都发生了异变。尤其是书法的历史担当性已沦落为个人在体的权益工具和途径。比如,时下的一些书史研究者都忙于组织展览、销售作品,还哪有心思顾及历史考证与自我反思呢?这就印证了一点:我们已几乎消解和失却了你所认为的历史的“当下性”。

鲁:是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还可能与当时西方思想盛极学界有关。在多元化的语境中,人们仅仅以西方的观念去反思和解读当代书法,问题并未得到最终的澄清。

马:其实,我一直认为,西方思想不是不能用,关键在于如何用?用哪些?如果我们一味地在书法文本上套用生涩的西方观念,而不顾文本本身源起的历史脉络,那这种解读是空洞的,因为他并没有触及其内在实质,而始终只是在外围徘徊。比如,对于康有为书学思想,如果不以《广艺舟双楫》为基质,再丰富的资料占有,都会将研究本身陷于虚无当中。这一点我在近十年前(大概在94年)的一篇文章《走出黑格尔的阴影——走出当代书学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就已经做过强调,因为文中的对应点也正是源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在时代精神面前,一切都是被注定了的。单个的具体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时代语境中,书学自身是无力的依附。我始终认为当代中国书学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作品、风格、样式、创新的可能性与具体途径,以及自觉或非自觉的“艺术超越”,而不仅仅只关心精神和文化。由此可见,黑格尔在他的“发生史性”论断中却不幸弱化了“个体观念”,导致了研究的虚泛化。当然,我不否认西方思想中的“方法论”和“思维视角”的异质性等给予我们研究的影响和启示。而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书学思想的研究必须形成对应和比较,这就包括新旧比较、中西比较等各个层面。尤其是对于康为这样一个处于世纪转折点上的特殊人物,更具有这些研究价值质素。我这儿有本曹意强的《艺术与历史》对这一点讲得比较透,你拿去看看。

鲁:您的这篇文章我以前也读过,前几天还看过,印象比较深。文中您列举了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个案,也包括晚清书学思想,但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个体对于当下时代精神的先见性和对于公共的超越性。您的观点是:艺术形式的更新在许多场合有赖于时代精神这个大气候的转换,如西方现代艺术运动就来源于那个躁动不安、恐慌失望的“世纪末情绪”。但是,也不能忽视那种出于人的主动性反抗因素以及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超越”。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视角分别对一个问题进行论证而得出两种相反的结果时,这又怎么来厘正?或整合?比如,在康有为书学思想中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站在其书法主张的角度看,他崇古尊魏,这其中 “金石学”的再兴是主要原因,看上去,这似乎内含着一丝反向的“避世”心理;如果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回应他的书学思想,似乎恰恰相反,因为他的“大同论”与“托古改制”都是为了社会变革与进新。我的质疑点就在这儿:虽然通常将他对于碑学的倡导也作为是一种开新和变革的体现,但是这并不严谨。一是因为对于碑学重兴的先声者是阮元,他只是一个理论集大成者,二是因为他不是新变,而是一种对古法的回归。因此,两种结论便出现了悖谬。

马:这在那篇文章(《走出黑格尔的阴影》)中其实已经提及。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要么将他的泛化层面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最后得到整合,要么就此得出其本身具有就矛盾心理和双重品质,这同样可以回应你所说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研究往往因为过急地获得结果而忽视了论证的过程,最后导致了背反。因此,应重在论证过程中发现问题,这样必然得到对应和契合之处。对于书学研究我首先强调的就是你开头所说的问题意识。而我们不断地反思、反省也正是为了发现问题。要做的是怎么从小环节澄清大问题,从小问题实现大定位。比如,你怎么从康有为政治思想与书学思想背反的现实中实现二者的契合?

鲁: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想有两点可以作为论据,但尚不敢肯定。一是“托古改制”中的“古”可以回应他的“尊碑”的内质,二是变法的失败其实已经使康有为心灰意冷,但是内心的新变思想时时牵缠着他,因此一方面要回应当下政治形势,从“清”尚“古”,从中体现他的“避世”心理;另一方面对“尚碑”过渡的激进观念本身间接地传达他的变革思想。

马:对。由此可见,一旦研究论述或课题本身涵盖问题太多,一方面论证达不到透彻,另一方面也会使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被遮蔽。而当代学术研究其实一直在向“小问题、大论证”的方向发展。对此,哈耶克尽管一再论证专业化的困境,但是让他困惑又无奈的是他不能否认当代学术研究不断强化专业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即已经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哈耶克所强调的是,历史的积淀不是靠理论的无止境重复,而是依赖于其中问题的累积与支撑。书法同样。因此,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就涉及到论证本身。以我的经验和理解看,书学及书学思想的研究关键还在于历史意识的确定。本身书法就是一门传统的艺术形式,其历史就是一门思想史的折射。对于它的研究就无从回避历史的打量。只有在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共在与缠绕中的解读及其结果必然更为清晰和饱满。

鲁:说到底,您所强调的就是这两种意识在当代书学研究中的生发。而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恰恰是被当代书界所遗忘的、甚至是有意回避的。这已酿成了一种危机。

马:的确,现时很少有人心存这样的忧虑。这不仅导致找不到问题,历史意识就更不用说了。诸多所谓的论文千篇一律,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豆腐三碗”,“三碗豆腐”,在这种语境中,书学的发展维度也必将变得愈加狭仄。

鲁: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难局和困境呢?

马:简单点就是一句话:在问题和历史的缠绕中去解读当代。具体包括三个层面:问题的发现、历史的关照和当代的定位。问题的发现是研究的切入点。其实,书法发展到今天,积极地看应该说是空前繁荣了,各种研究成果琳琅满目,但是在有限的资源上找出路,必然愈来愈窄。因此,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本身,而是要与当代对应,这样,不仅历史本身的问题愈加被揭示和敞开,而且历史研究的资源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表象看切入点是在缩减,但实则因为解读的当下性,又是在递增,这还不是重要的,关键其实还在于能否发现问题。

鲁:问题的来源很广。从研究对象的时间性看,包括历史的和当代的;从研究的领域看,包括历史、批评、创作论等方面,这些都不缺乏问题的存在。我觉得您在近两年撰写的《书法门诊室2》(与人合著)和《国画门诊室》两本批评专著中,就恰切地体现了这一方面。其中,您对一些小的环节和问题看得很细,但是最终呈现的已不仅仅是书家、画家在创作中细微的失误和败笔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一分析和澄清将视域落至当代和历史的对应中。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以当代的眼光审视,“问题”能否成为问题?

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把问题化作一种意识背景,再与当代情境进行比较,看有没有对应之处,一旦发现对应之处,就证明在当代它能成为问题,也就能够最终回应至公共意识与普遍主义。

鲁:这其中的意识背景与历史话语又是什么关系呢?

马:意识背景的形成源于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更是移动的。因此,关键在于我们要从历史话语中抽剥出这一意识背景,抽剥后的原意识背景沿着历史话语的变迁维度,形成一条意识背景变化的脉络。二者相辅相成的移变与当代语境的回应造成碰撞,问题的澄清就是双方碰撞后的交叉点。

鲁:我想,这一交叉点也应该是不断移动的,且继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而产生新的变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不断地“俗成化”。

马:所以,当代定位也就是这一交叉点的当下回应。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历史的关照,还是当代的定位,它绝不仅限于汉语学界,应将视域尽可能地扩容与泛化。这事实上很复杂,它涵盖了许多内容,包括语言转化的问题、中西文化认同的问题等等都应该一一去解读诠释。

鲁: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在其他国内其他领域已经很普遍了。比如,中国思想史的撰写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儒、释、道”三条思想理路的变化,中国现代性的研究也是强调意识背景的贯通,特别是当代艺术的研究更是将视域延泛至空前的地步。它是不是文化“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呢?

马:应该说不全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民族性根深蒂固,一旦涉及民族性,就说明时刻不能放弃或回避母体的根底与基质。而且“全球化”本身就包含有“殖民主义”的因子,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应具有一定的节制性,应该具有一定的“度”。尤其是对于书法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一旦受到西方文化强势话语的袭击乃至被“殖民化”,那么导致的结果必将是本体的颠覆。

鲁:因此,我觉得当代书法的研究不是“叫喊”,不是“刮风”,而是站在当下语境中的自省与反思,正如您所说的在问题和历史的缠绕中解读当代,从而找到个体省思后“俗成的存在”,亦即个体身份位格与普遍文化认同的不断肯定。通过这次谈话,我基本理清了理解和撰写康有为书学思想演变的思路,确切一点,应该是对其思想演变的现代诠释吧?

马:对。不过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工作之余一方面还是应该多补一补历史,多看一些历史的专著,在历史中往往最容易发现问题;另一方面要多读作品,多作比较,以此作当下文化的反思,通过不断地训练眼力和思维,问题自然也就很容易被揭示和去蔽。

鲁:好的。谢谢马老师。

时间:2003年11月24日20:00?22:30

地点:马啸宅

文字整理:鲁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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