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去功利化 批评永无回归日书画动态

大洋网-广州日报 / 2014-11-30 13:46

专题策划/吴聿立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金叶

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升温,在台前活跃的不仅仅是艺术家,许多批评家也粉墨登场,拥有了极高曝光率。艺术家个展的开幕式、艺坛的各种研讨会、艺博会……都能看到他们繁忙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各种“真知灼见”。但奇怪的是,这里面不再有真正的批评之声,以至于有人戏言:中国的批评家已经集体加入了唱诗班,只会唱“赞美诗”。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批评家为何不再展开批评?他们应该如何找回失落的独立性?本期“品味”,我们诚邀几位敢于直面这一现象的批评家,谈谈他们的看法。

批评家、策展人 俞可——

  这是批评最不

  尽人意的时代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在短时间内蓬勃兴起,走过的旅程比较短,但许多应该建立的没有建立,应该到位的没有到位。展览特别多,批评家到处“赶场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展开批评,让批评成为真正有益的行为,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现在是最需要批评的时代,也是批评最不尽人意的时代。 

今天的批评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批评”,基本上只唱“赞美诗”。而且这个赞美也比较困难,因为你说一句好话还得说周全,不容易。坦白地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一个朋友开画展,请你去开研讨会,你当然只能用很积极的态度去评价他,否则他为什么要叫你去?情感确实会起作用,说不好不可能。如何防范这种人性的弱点?如何改变今天这种不够专业的状态?确实需要做一些事情。

坦白讲,批评家不批评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艺术界。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比如我们谈问题都在吃饭的时候谈,久而久之,关于对错、是非的概念就变得很模糊了。我们对批评的理解以欧美作为参照,但社会、文化背景又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严格的制度化的东西。所以,“批评家不批评”又不完全是一个“看到钱就不要命,看到权就低三下四”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艺术生态系统。据我所知,国外的批评家和美术馆、政府机构、艺术家、画廊、拍卖公司之间存在更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我们现在国内的环境,艺术圈的主体之间都是非常功利的关系。比如美术馆,我们的美术馆都在出租场地,对它们而言,保持什么层次的典藏水准,树立怎样的学术方向都不是最重要的,挣钱才最重要。那么,作为一个对艺术有深刻认识的批评家,你就进入不了这个系统,除非你受雇于艺术家或者其他什么出资者。

我们国内目前有一点和西方非常不一样:艺术家是资本的生产者,或者说是资本的合谋者,占据非常主导的力量。艺术家越来越重要,成为明星,但批评家和策展人越来越无足轻重。在美国,如果一个艺术家做个大型展览,其实是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如果遭到《纽约时报》那几位喉舌级别的批评家批评,那简直可以把这个艺术家毁掉,这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艺术批评家 徐子林——

  不以批评牟利 方能坚守立场

  批评家丧失了独立性是事实。但我更愿意将其归类为批评家的生存问题。

艺术家靠卖画生存,而批评家是靠文章生存。如果依托于媒体,现在这个行业的稿费,批评家会活得很艰辛;但如果他给一个艺术家写文章,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少则一两万、多则四五万。在北京,艺术家个展,知名的批评家不需做任何事情,只是挂个名,就能拿到四五万;如果写个两三百字的前言再挂名,那就是五万;如果从头到尾真的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十万,这都是公开的价格。我说现在的批评家存在生存问题,不是说他们还在饿肚子,而是他们的内心和精神还处于饥饿状态。你以为他不知道别人在骂他吗?但充裕的物质回报是可以减弱一些羞耻感的。

有人说,如果媒体更加强大,能够给批评家更丰沛的稿酬;或者批评家和美术馆、基金会、政府机构建立更加良性的关系,就可以改善这种局面,但我认为现阶段,这些都是奢望。而我能给出的建议是:一个年轻人,做艺术家也好,做批评家也好,最好不要过早职业化。你得有其他的方式养活自己,不需要靠批评来牟利,这样你就可以没有压力和负担地保持客观、尖锐的立场。事实上在西方,批评家也不太职业化,很多知名批评家都是大学教授。

而随着批评家逐渐成长,可以和美术馆获得越来越多的合作,申请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像国外很多双年展的策展人,可以拿到几十万美元甚至几十万欧元的资金,那就有资本成为职业批评家了。而这个时候的批评家也不会单枪匹马地去做事情,而是组建团队,他做的工作不仅是批评还包括策展。事实上批评是纯粹文字化的研究,但落到实践还必须得通过策展,这是更加专业的、流程化的作业方法。

当然,这样完善的艺术生态,距离中国目前的现实还非常遥远。事实上,中国现在的艺术圈是个非常江湖的地方,主要靠人脉维系。艺术家和批评家走得太近,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很多尖锐的意见当然说不出口。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和艺术家、和这个圈子保持必要的距离。

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有各种难度。比如前段时间北京798有个艺术家开个展请我去看,去了之后,又不能闷头看展览,还得往台上站,还得说几句。所以我现在又做了调整,所有的展览,开幕式那天我都不参加,我挑其他的日子去看展览,我不需要别人认识我,也不需要和别人打招呼,我只需要去判断这个艺术家值不值得长期关注。

对批评家而言,这个社会上种种的入侵、腐蚀、诱惑其实非常微妙。比如一个艺术家,很有人格魅力,你和他成了朋友,可是他的作品不行了,你怎么办?还有些艺术家,作品确实相当漂亮,可人品很差,又能怎么办?前段时间,北京有个批评家和很多艺术家都翻脸了,他之前大力推荐过很多“70后”的艺术家,可后来发现这些艺术家的人品有问题,而批评家又很难不受情感和利益的左右,心中的天平很容易失衡。

文艺评论家 梁江——

  缺乏健康发展的土壤 

  不是批评沉沦的理由

这是一个批评失语的年代,为何如此?先说外部原因:我们的社会,缺乏让批评健康发展的土壤。人们只能听赞扬,听到批评马上跳起来反击,甚至打官司。久而久之,批评就停止了发育,批评家也渐渐变成了只会贡献文字花篮的“赞美家”。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来拯救批评界也是不现实的。

再说内部原因:在物质诱惑面前,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文艺批评是个非常难做的行当,需要批评家有全面的涵养——对艺术史以及艺术在当下的状态有深刻的认识,具备睿智的分析能力,还得有独到的见解。本来就难做,还要甘愿挨骂才能做好,有几个人愿意如此呢?其结果就是大家都争着去做一些少得罪人、多得眼前利益的事情了。包括我自己,惭愧地说,这几年,批评的文章都是越来越少,有时间我宁愿多画点画,写写书法。也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批评了呢?我反问:你们当真还需要我的批评吗?不需要吧,大家都只是需要我说好话,不需要我说真话。

导致批评家不愿意批评的内外因,其实又和资本渗入,导致学术功利化有直接关系。坦白讲,关于艺术批评,短期内我看不到有太大改观的希望。可能若干年后,社会转型成功,人文精神能够回归的话,批评才能真正走上正轨——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测。学术如果不能去功利化,批评就永远不可能回归。

前路虽然漫长,不代表当代的批评家就有了沉沦的理由。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要看到问题,并且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连说都懒得说,就更加没有希望了。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本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有机互动,缺一不可。这既是艺术本体论,也是发展论。如果批评不能承担起应有的职能,也会反过来制约着创作和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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