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新——翟万益的书法创作及其成就艺术评论

书画纵横 / 余姚人 / 2015-01-02 10:43

十七世纪中叶兴起的考据学在书法上不但引发了广大学者的访碑热潮,同时也促成了将残碑断碣上篆、隶字体引入书斋的转渡性书法创作。王国维先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所预言的20世纪国学研究中的显学即甲骨文、简牍学、敦煌学,其字体亦成为书法创作中备受青睐的汲取渊源。无论是由清季小学引发的复兴篆隶运动,还是由三大显学所带来的放大、复制甲骨文、简牍字体,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一个第二次创造的问题。书法创作对个性化的风格要求毕竟有别于将原作惟妙惟肖地摹仿(或放大)于博物馆,让接受者去体验一种原件的真实感,它的生成必须是在重新结构意义上所出发的。我们不能否认先辈们在丰富、拓宽书体上的开山之功,但自清代小学蔚起之后的书法发展,除北碑、篆书创作不断走向深含技法难度且不断有大家出现外,在甲骨文、简牍、隶书等书体的开拓上,无论从笔法的原创角度,还是在自我理解的文化回应意义上来说,都是格外幼稚的。在此,我们将当代在甲骨文书法创作上极具拓展性和创造性的著名书家翟万益放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就显得很有价值和意义。

翟万益祖籍三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投身于篆刻和刻砖的创作,后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期间,因耽爱古文字学原因,他竟将书法的方向转向少有人问道的甲骨文研究和创作。可以说,他在书法上的深度阐释都围绕篆书以上之体别而展开,上古文字就成为他刻印、刻砖及创作甲骨文的中心结构话语。

顾名思义,翟万益出版之《万益集契集》系列,乃集甲骨文为联、为语,实将古老而零碎的文字碎片用自己的卓见智识转化成在现代语境中可读可品的文化符号。我们知道,清代是对联发展之鼎盛时期,凡值大典,皆有进御文字,而楹联附焉。楹联既有民间通俗一格,亦深具庙堂典重之气格。翟万益集甲骨文对联,这本身就对自己提出了文化要求,他要根据现在考出的甲骨文释文集成对联,以便纳入自己的书法创作,同时,话语的典雅与否也成为他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基础难度。多年来,翟万益集契文联语达千副之多,所书作品可以万计。在书法创作上,他力求摆脱近代以来在古文字书法创作领域摹仿图真的刻板创作方式,完全按照当代书法创作的理念对契文进行深度转化:字之以真,图画以新。他所书契文小者蝇头,大者寻丈,笔墨华发,激情四射。他用笔似刀,用墨如泼,将古典文字近乎死板的字素赋予了全新的艺术活力。

他在自己《集契集》序中有言:“我于契文研读几三十年,反观近百年之创作如嚼蜡然,故于近年绝意突破近百年之范式,欲体殷契之精神。”读者与其理解为自序,还不如认为这是他的学术理想与精神诉求。他的艺术状态与经历恰如其集联:“名利一系水上月;心神尤会东山公。”他无论在为文、为诗、为书及刻砖、刻印上,无不体现出一种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与学术动力。在艺术家的图像世界中,风格的显明与否极其重要,艺术风格就如自己的肢体语言一样属于自身的言说方式,没有风格的艺术家就没有自己的个性情态语言,若论成就,或谓为零。书法的原创性就在于书写者能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图式,用自我的言说方式去重新构造并新变出与古人笔法、字法、章法不尽相同的美的形式;换言之,也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以不断想象的方法,整合既有资源,重新厘定并建构出一种新的语言实事和艺术经验,使其在当下的书法实践中用自己的深度体验焕发出新的光辉。

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翟万益在书法上的重要突破:

首先,翟万益的书法注重原创性。他自言:“吾志于卜文学习近廿年矣,意欲使先哲之研究于实用有所延展也。”他在甲骨文的集联和创作中,“片言只字,必照应于龟卜。”“余集卜厌掳考释已确之字,杜撰臆造为吾所恶。”这里所体现的是他对集契文的学术态度,不可谓不严谨。在书法篆刻创作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刻砖就以结构奇崛、天真跌宕的创作才情享誉国内书坛。甲骨文自清光绪25年出土之后,考古者竞起研究,学书者争相临摹,一批古文字学家在考释整理甲骨文过程中,也相继用毛笔将字形放大书写于纸上。其实,过去的甲骨文书法创作都属依样画葫芦式的初级仿作。翟万益的创作是将古文字领域的神秘性及文字视图的艺术性,迹化于当代艺术的审美情境中,赋予古典文化以新的意义。他的契文创作以草篆用笔,故不与人同;笔法、章法皆由即时性情所为,无规律可循,益显生动。笔者不妨借用他的陈述,来表明他一以惯之的书法创作观点:“这几年的工作,我是想把学者们的成果从象牙之塔引入平民百姓的艺术生活中去,做一番普及的努力,使研究应用转进。”在对书法艺术的探索中,我们若深陷史迹尘俗,让旧有的图式挤压掉自己的个性与真感,那么,艺术将与我们失之交臂。翟万益书法作品所弥罗的一种原创价值和风格价值,其意义似乎超出了文字书写本身,由他唤醒的神秘而古老的文字符号,在现代审美视图的板块中,这种异样图式的介入,无疑使当代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更加多元的传统文化意味。

其二,翟万益的书法极具大气与包容性。

翟万益的艺术风格极为明显,落拓不羁中蕴藏张驰之度,粗犷大气中兼具理性化之典雅。他在古文字书法创作中糅合了多种字素,且极具合理性。在书法章法上极其注重形式效果,契文作书,篆书附题,自制印章点缀其间,读来甚觉篇篇锦绣。在体系性运思中,他有目的的创作了一些精巧之作,而在展厅里,我们却看到大多数作品属于蕴涵河朔伟气的大气势、大篇章之作,这足以展露出翟万益为人质朴坦荡、豪迈达观的生命态度。他长于甲骨文,由于经常从事篆刻,又对篆字相当谙熟,因而其篆书亦不让时人。他在隶书与草书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要说诸体兼擅亦不过分。诸体皆能,这既能反映出书法家的创作实力,也能说明创作者对待艺术的包容广度与深度。书法艺术每推进一步,抑或跨越某一时段,都会出现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形式转换。20世纪书坛对传统意义上的甲、金、篆、隶、章草及篆刻的创造性转型最为迅速,也最彻底。当下,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行草书创作基本上是在既有的传统书法语言上直接翻版式的制作,他们所进行的一切全是古人早已叙述过的一切,在美学意义上今人却又降了等次。就此而言,今天大多数人的所谓创作,面对古人,实属一种剽窃,对于当代接受者而言,则又属于一种遮蔽性极强的谎言。反观翟万益书法,他的作品没有受哪种风格、哪个门派所限,我们也看不出他在艺术上的取法门径。有人说,在艺术创作上看不到所宗渊源的艺术家才是高手,吾信然!

其三,翟万益书法深厚的学术支撑。

从历史角度来看,书法是中国艺术中最能体现人文心性的、最渐变的精神活动,它是塑造汉字形体的,但又不尽于着力塑造,它最终是超越具体技术性而回归于书写者身体本身的外化迹痕,它是精神性的。这种精神性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作者学术背景的厚度。数年来,翟万益出书多达二十多种,不乏诗歌及评论。他的书法基础理论研究带有很大的传统“国故”挖潜性质,他在文化领域的取向极宽广,这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早在上世纪,他的《大篆的裂蘖》就展现了他在篆书领域考证与综合的学术能力,他对篆书的断代提出了明确观点,同时,对鸟虫篆、科斗文的产生与作用时期也进行了相应的考释。近年,他又耗尽身心,撰写了填补中国书法史空白的《五凉书风》研究一文,对五凉写经、吐鲁番楼兰文书及五凉造像题记都进行了梳理与研究,使五凉时期漫漫丝绸之路上所曾经有过的书法历史最大限度地明了于我们目前。当然,代表翟万益在古文字及书法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一些,如《秦诏铭论略》《隶变考》等,此处不再复述。更何况,由翟万益自己出资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书法导报》之“陇军书阵”专栏,陆续由自己撰文并推介的甘肃书家多达几十人,他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秉性与良德,虽然属于一种个人善举,但在笔者看来,由当代学术腐败所孕育出的艺术类人物,并非都属于具有学术良知的“学”人!

美国现代美术史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讲到:“我以为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用某一学科的特有方法去批判这一学科本身,但这并不是为了摧毁它,而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更坚定地维护它”。翟万益围绕古文字在书法层面的创造性展开,正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成果。他背弃甲骨文字迹原典,就是对已故先贤在甲骨文创作上的旧有陈式也置若罔闻,融汇当代书法创作理念,赋予全新的用笔方式和视觉效果,这无疑使甲骨文书法美学在当代的应用基础更为牢固与稳定。翟万益在甲骨文书法领域的开拓之功,使古代神秘的古文字符号在现代文化的语言情境中重新释放出视觉力量。至此,笔者祝愿翟万益老师更应以神情自旷、意念独真的艺术理想,在自己丰厚的学术支撑下完成更为伟大的艺术事业。

2014年12月20日于叙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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