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坛旧时光里的不了情:蒋兆和与王世襄书画动态

《艺术品鉴》杂志 / 从容 / 2015-11-04 09:36
蒋兆和 《流民图》纸本水墨设色,200×1400cm,1943年 中国美术馆藏蒋兆和 《流民图》纸本水墨设色,200×1400cm,1943年 中国美术馆藏

  文_从容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历史上发生过多少道不尽、说不完的爱情佳话,又有多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爱情悲剧?

  不同的故事主角会经历不一样的情感历程。虽然最后无一不殊途同归:不是情缘了断,便是长相厮守。但是期间宛如黄河九曲十八弯似的迂回往复、重嶂叠峦与柳暗花明,却是各有各的衷情,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尤其对书画艺人们来说,因其禀赋敏感、情感细腻,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荡气回肠……人们像追随艺术家的作品一样,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爱情,因为在感喟、叹惋、唏嘘、追慕的同时,总能收获很多思考。

  且让我们回顾几段,艺坛上那些随风逝去的旧情吧。

  一

  现代著名画家蒋兆和,以一幅《流民图》名垂千古。在这14米长、2米高的巨幅上,上百名人物栩栩如生,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因饥饿奄奄一息、因骨肉分离哭天抢地……

  这幅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顶梁之作,对国家、对蒋老而言,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流民图》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当时为防人耳目,蒋老逐一找模特儿画小像,再分段放大制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在两米多高的画板上只留一两个孤立的人物形象,使人无法了解画卷的全部。

  创作奇,展出也奇。当1943年9月画作完工后,它被连夜装裱完成。10月底便开始在太庙(如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造成极大轰动,以至于当天就被日伪军禁止了展出。

  这还没完,对蒋老个人来说,真正的传奇性在于,因为此画他既留名青史,更是结下了一段良缘。

  画作头一次展出那天,一名娟秀少女无意中走到了它的面前。

  远远的,她先是惊讶于那画幅的巨大,等走近了一看,一股活生生的气息即刻扑面而来,好似一个漩涡,将她牢牢卷入、脱身不能。她的耳畔呼呼作响,仿佛惊天动地地响起了嚎啕、呻吟、悲慨、呐喊;她的眼前乾坤颠倒,一双双手本能却徒劳地向上伸,一双双眼经历了太多次绝望而变得空洞麻木……

  那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她的精魂完全被震慑住了,以至于她忘了时空,只好像是被吸入了那个悲惨世界当中,眼睁睁目睹着人间惨剧,或者说她就是那些被侮辱人群中的一员,和他们一块儿饱受摧残、深深惶惑……

  虽然痛苦,却绝不厌恶,相反有种异样感觉,被莫名其妙吸引、欲罢不能。

  多年以后,这位女子说:“我很喜欢画,尤其是蒋兆和的画。因为蒋兆和的画,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

  她这一句话,顶得过千言万语。

  因为她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的掌上明珠,生性聪颖,喜欢绘画,对艺术有着敏锐独道的见解。

  还因为她是蒋兆和的夫人,萧琼。

  《流民图》让她与蒋兆和结缘。

  她说的话,半是出于艺术鉴赏力,半是出于对丈夫、对知音的了解。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溢美之辞,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声“很喜欢”、“深刻”,就足矣。

  蒋、萧二人很快便结为连理,彼时蒋兆和已经40岁,不惑之年,才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前半生的风霜苦难因为有了萧琼这位贤妻,都得以温柔抚慰。

  除了家庭生活的温馨,更让蒋兆和欣慰的是,萧琼和他还是精神上志同道合的伴侣,从此相伴风雨人生路数十载,矢志不渝。

蒋兆和与夫人萧琼蒋兆和与夫人萧琼

  萧琼对书画艺术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深厚的根基,她193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先后师从齐白石、溥心畬、王雪涛。上世纪30年代就分别在北平(北京)、津门(天津)举办过个人画展。成为蒋兆和夫人后,她和丈夫在书画上得以相互唱和、互为知己,1945年在北平举办过联展,文革浩劫后,1981年还分别在深圳、北京与丈夫举办过书画展。

  在他们相伴相守的数十载中,因为萧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理解以及事业上的扶持,蒋兆和一路攀往自己艺术生涯的顶峰,开创了一代画业。

  他在《病榻梦语》中写道:“深感人生之最可贵者为‘情义’二字,无情无义,岂如草木乎?”深浸画坛数十载,在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犹能得出这样感悟,实难可贵。

  相信这首先来源于夫人萧琼。这位名淑贤妻,相知相识、相爱相守了他一生的女子,真正是风雨兼程、无怨无悔。他们从抗日到解放战争、到文革浩劫,萧琼陪伴蒋兆和吃足了苦头,摸爬滚打、九死一生,国土动乱、满目疮痍……文革过后,她又不顾上了年纪的身子,四处奔波、殚精竭虑,不屈不挠地为丈夫的平反工作不懈努力着,直到政策落实。好在有妻子这么个定海神针的不离不弃,艺术家蒋兆和才没有被苦难击败,相反把苦难当作基石,借此拓宽加深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养就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原以为会就那样一起慢慢变老,直至人生尽头。可惜只猜对了开始,没猜中结尾。蒋兆和终早十余年,离妻子而逝,留她一人,孤独怀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开始读苏轼的这阙词,单晓得意境凄美,后来慢慢的,才读出当中的情真意切。原来人世间最深沉的感情,不是说得出来的想念和爱慕,而是沉重婉转至无可言说。

  拜伦有言:“多年以后如果相逢,何以贺汝?以眼泪以沉默。”

  隔着岁月,隔着空间,我心依旧。只是在饱经了人世艰辛之后,终于体会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生活将我摧残至面目全非,纵使相逢应不识。心爱的人呵,若你再见到我,这名京华倦客,怕也只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了罢。

  原来普天下的千古有情人,都是共通的。

  但仍希望独留世上的萧琼,会夜来幽梦忽还乡——即使是在梦中与爱人相见,却好歹也是凄凉虚空里的一扇明媚小轩窗。

  人生长恨水长东,一生得此一知己,幸也。

  二

  “如果你愿意,就将我怀念;如果你愿意,就将我忘却。”

  ——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可以为一个“当男人遇上女孩”的故事作注。

  1927年初的冬天,巴黎火车站寒风瑟瑟,可男人立在那里浑然不觉,几乎呆鹅一只。这都是因为少女嘴上含着一抹奇妙的微笑。

  17岁的女孩偏着头,金发顺着她焕发出逼人青春的脸庞倾泻而下,在她双唇轻启的那一瞬间,像是诞生着一个梦幻之春。

  啊,这令人甜蜜而又悸动的时刻呵。

  男人走过去,对女孩说:“你有一张好看的脸,我想为你画像,我有种感觉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伟大的事情。”

  老土的搭讪。

  可女孩信了,真的做了他的模特。

  虽然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看上去粗枝大叶的男人是谁,并且他呈现给她的,是让他焦头烂额的婚姻、他的简陋画室和坏脾气。

  更有甚者,后来她还成了他的情人,为他诞下女儿。她相信他会如承诺的一样,娶她为妻。

  而事实是他虽离了婚,却最终在1935年左右离弃了她,她只是他诸位情人中的一个。但她终生都对他念念不忘,并在他去世后,也选择了自杀。

  一个浪漫的开始,却以那样悲怆的方式收尾。

  没有人比她更单纯。

  可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单纯的娇媚,她才格外与众不同,才屡屡成为男人画笔下,那些美得让人心静的名画的主人公,比如《窗边的女人》、《梦》……

  故事中的女孩,叫做玛丽·泰雷兹;而男人,是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

  但凡爱情故事,开头和结尾大体都逃不出套路,过程才各有各的不同。

  那么泰雷兹和毕加索的恋爱过程,是怎样的呢?

  或许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可以给出答案。

  因为这批版画不仅创作于1930-1937年间,还有许多表现的就是画家工作之余和泰雷兹一起在画室共渡的时光,如“雕塑家的工作室”和“牛头人身怪”的部分作品。

  当看到《休憩的雕刻家》序列(1933年,共4幅)、《窗帘后的牛头人身怪和女人》(1933年)、《牛头人身怪爱抚一个熟睡中的女人》(1933年)、《女人凝视熟睡的牛头人身怪》(1933年)等版画时,我们可以体会到画家最真切的矛盾与温柔。

  那种无法言说的深情,只能透过肌肤的触碰、呼吸的热度来感受,或者经由笔触与刻刀的力道灌注在铜版上。

毕加索《坐着的玛丽·泰雷兹》毕加索《坐着的玛丽·泰雷兹》

  那组《小女孩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1934年)的系列作品,昭示着于毕加索而言,在艰难岁月里陪伴他的泰雷兹的意义,不仅是爱人,还可能是一个让他幸免在冰天雪地中彻底沉沦的救赎。

  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毕加索,面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他的艺术创作进入瓶颈期,被批评“后退与妥协”,创新的焦灼困扰着他;而与奥尔加的婚姻,早已有名无实。

  他只能化身为失明、彷徨的“牛头人身怪”,期翼在艺术中暂避现实的风霜。从1933年5月起,牛头人现身在一组形象的日记里,1934年12月底或1935年初终结。这组版画作品中,常会出现以泰雷兹为原型的引领光明的圣女。

  这几乎就是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的翻版。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忒拜三部曲》,塑造了最具悲命感的家族:俄狄浦斯王一代天骄,却逃不过弑父娶母的宿命,陷入迷惘悲愤的怪圈,只能刺瞎双眼自我放逐;坚强善良的女儿安提戈涅一路追随,指引他的方向。

  当曾经的壮志雄心、丰功伟绩、如花美眷统统付之流水,流放途中的俄狄浦斯俨然濒临崩溃边缘。

  是安提戈涅的不离不弃,于黑暗中给了他唯一一线亮光。

  而泰雷兹也是这样的存在。

  这个简单的女孩,百分百信赖毕加索。她的始终如一给了他安慰,而她的美好则激发着他的创作。

  他在她身上找到久违的平静,同时又有一种全新的骚动在体内翻滚奔涌,那是他丢失许久的灵感。

  那虽是段难熬的时间,却也是毕加索天才的迸发期,他终于迎来了自己艺术上的蜕变,从此在艺术领域四通八达、自由穿梭。

  因此《一个小女孩在夜晚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1934年11月),正是毕加索向泰雷兹表达内心的写照——

  失明的牛头人徒劳地仰天长视,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扶着小女孩的肩头。周围人或报以惊讶或报以侧目,唯有怀抱白鸟的小女孩是他忠实的陪伴者,陪他走过荒原野海。

  那种旷日的孤独,好像天空中没有太阳,总是漫漫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看呵,整个夜空的星星都在燃烧、陨落,女孩呵,你的光芒足以支撑人把黑夜当作白天,继续走下去,即便是世界末日前的沉沦,也不再绝望。

  相依为命、共同渡过的爱情,之于男人,虽然不比女孩永志不忘——她愿意用一生来怀念,来忘却——可无法否认,他也的确曾有过一刻,如杜拉斯所说的一样: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只是这个“当男人遇上女孩”的故事,最终以那样的结局收场后,不知“曾经深爱过”,是幸,抑或不幸?

  三

  《明式家具研究》是继郭沫若的青铜器研究、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第三个里程碑”的著作。其作者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又是一对贤伉俪。

王世襄旧藏  黄花梨琴桌王世襄旧藏 黄花梨琴桌

  王世襄,字畅安,祖籍福州,1914年出生于北京的书香世家。他不仅是文物专家、收藏家,还是有名的“大玩家”。

  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和大家闺秀袁荃猷结下了一生的良缘。那是1940年的一天,清丽出尘的本科生袁荃猷,主动找到已考取燕大研究生的王世襄,向他求教。原来袁荃猷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恰好和王世襄的论文题目相近。从小家学底子深厚、见多识广再加上兴趣所致,王世襄在古典文化方面的造诣自然事半功倍,热心肠的他一口答应了袁荃猷的请求,真的成了小师妹的“导师”。

  恰值青春年少,随着两人成日一起在书海画洋里徜徉钻研,燕大明媚秀丽的风光背景又作了最佳催化剂,两人心中暗生情愫。王世襄发现这个姑娘不仅生得美,而且性情极佳,永远平和沉静、随遇而安,并且能够和他在探索精神世界的路途上引起共鸣、互相激发,这些都让他越来越离不开袁荃猷。好在袁荃猷也对他钟情,在论文顺利通过、毕业之后,两人顺理成章喜结连理。

  新婚时期,他们的日子过得妙趣横生,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是个妙人——除了琴棋书画,其他全不会。做饭剥葱,最后一根葱却被她层层剥光、什么都没能剩下来,她反过来责备丈夫,说他不会买葱。估计就是因为有了这样有趣的妻子,才成就了美食家王世襄。

  王世襄痴迷于收藏,不时拿家用去贴补他的喜好,袁荃猷不但支持,还笑眯眯陪着他一块儿“玩”。王世襄的老朋友朱家溍曾说:世襄往往把家里的大部分钱买了木器,使得妻子衣着十分简朴,手头还经常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和世襄共享从家具中得到的乐趣——此情此景,颇有几分《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和赵明诚的风范:不需大富大贵、锦衣玉食,只要夫妻情投意合、兴趣一致,那么即使一箪食一瓢饮,也是那么的津津有味。

  如此一对璧人,脾气性情相投、又相互在才华上惺惺相惜,相扶相持走过了一生的岁月。

  上世纪50年代,王世襄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文革期间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曾经研摩文物的双手用去放牛。王世襄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见证了“十年浩劫”。见证了青春热血年富力强的白白浪费,见证了无限的美被暴力摧毁或者缓缓凌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病。

  可他终究是幸运的,因为他有这位袁夫人。娶妻娶德,真是有道理的。而袁荃猷的好,还不仅仅在于此,她还知书、知理、知心。

  在王世襄万念俱灰时,是颇具慧识的她信赖陪伴,夫妻俩最终拟定了一条“自珍路”。任你世界明枪暗箭,我自珍重初心不改——这便是儒家之“仁”道。最关键的是,在这条气节高标却异常艰难的自珍路上,有一位知心坚强的伴侣,风雨相伴、不离不弃,才支持着王世襄坚持走下去、直到终点。

  后来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著成,亦有她一半功劳。书中的文字,是她一遍遍替丈夫誊写清楚;当丈夫想不出该怎样形容概括明式家具的8处硬伤时,是她提议用“八病”,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而书中所有的绘图,均出自她之手。数百幅精勾细绘的插图,有的是家具的全形有的是局部,纵横斜直、接合繁复、必须用透视才能表现的榫卯结构、乃至勾勒还原古代的图绘或版画……全由她趴在书案上,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日日夜夜都一笔一笔这么画下来的——王世襄感其是“不惜金针度与人”。

王世襄与袁荃猷王世襄与袁荃猷

  他们二人还不仅仅是夫唱妇随,也是妇唱夫随。袁荃猷14岁起便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精。建国后,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说当她在家里弹琴时,丈夫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难怪王世襄要自称“琴奴”。

  而他们最浪漫的事,是一起慢慢变老后,还能“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擎一”,一起去买菜。王老常常穿身中式夹衣,戴一副黑框眼镜,手挽一大提筐,迈着大步子行走;而袁老也身着中式衣襟,安静地微笑着紧随其后,双双而来双双而归。这要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别人要说成是秀恩爱,可他们之间的恩爱如此默契自然,何来做作的意思呢?或许持久深密的爱情,莫不都是落实到穿衣、吃饭、出行、睡觉等日常细节上吧。

  王世襄出身世家,见过大繁华,故此毕生从不蝇营狗苟,相反昂扬欣然、潇洒达观,是老顽童,大玩家,还一不小心就玩成了大先生。而妻子深谙他的玩的艺术,她善刻纸画,曾刻过一幅《大树图》,为他的80岁生日祝贺。图上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每两根枝叶两两相抱、圈出空间中,各刻几件王世襄玩过的事物,既要家具、竹刻、漆器这样的大学问,也有鸽哨、葫芦,獾狗之类的民俗玩意儿,以此象征他一生研究的领域。唯有树根处,只栓有一犬,这是说丈夫养狗的事——一棵树下拴着狗,望着远方,有所等待,这不也是“家”的写照么?

  后来,在夫人先他离世后,他悲痛至极,写过好些怀念夫人的诗文,其中一首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王世襄将夫妻集毕生精力心血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又将其中79件明式家具精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千金散去,俗事皆了,但只有一件东西是他万万不舍的,那就是他与夫人买菜、办事用了多年的提筐。他甚至预想将来自己远行后,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与妻子的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

  人生一世,想来终会千疮百孔,可只要有这样一个人能够陪你回家,就应是幸运的。

  像乾隆时期的文人沈复,在浮生漂泊了生生世世,却始终不能忘情于妻子芸娘,因为那是虚空中,他的那么一点温暖的实心。

  靠着这点实心,王世襄熬过了艰难岁月,迎来了他的集大成时代。而他真正的幸运,最终还是在于无论外界风雨如何,都始终有一个家等着他的归来。这个家,无需金玉满堂,只需有木,有期待,有温暖,足矣。

  来源:《艺术品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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