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与整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画创作书画动态

美术报 / 2016-02-23 16:24

  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下发了由蔡若虹执笔,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文化部于11月1日正式成立后所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其中明确要求:

  “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显然,在巩固新中国、宣传新政权的紧迫要求下,文化主管部门希望以年画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塑造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人民中间发挥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作用,以此来对国家政治文化进行重新构建与整合。

mszb2016022000004v01b007吴休(原名吴衍休) 拜年 37.1×51.1cm 1959年 年画
mszb2016022000004v01b006侯逸民 邓澍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 66.3×117.8cm 1951年 年画

  作为一种典型的宣传功利性美术,新年画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首先体现为对领袖和军队的表现。在新年画作品中,不管是表现领袖与群众密切关系的,如《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毛主席到我家做客》,还是表现领袖的坚强意志和过人智慧的,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大阅兵》,或者表现人民对领袖的热爱的,如《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给毛主席拜年》中,领袖的形象都成为与国旗、国徽意义相近的政治符号,代表着革命领袖、民主政治以及整个国家;在《开国大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毛主席大阅兵》这样的描绘仪式的作品里,领袖的伟岸、智慧、威严在庄重而热烈的气氛中,成为政权、党、国家的精神象征。对军队的表现则多结合革命历史创作,如《百万雄师渡长江》《支援前线》《渡过金沙江》等,通过再现革命的峥嵘岁月来激发观众的民族自信和历史责任感;还有的作品侧重对军民关系的表现,从40年代的《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1950年的《儿童劳军》《支援前线》,1951年的《军爱民,民拥军》,到《志愿军凯旋归国》,从侧面去引导人民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认同。

  此外,新年画还通过“阶级分类”的方式,使民众从“道德化的个体”转化为“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从而建构他们的政治意识、政治心态并进行思想整合。新年画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凸现其阶级特点:在农村场景中,以手持锄头或其他农具表现其“农民”形象,以包头巾、旱烟袋表现“老贫农”特点,以红缨枪、绿军裤、胶皮鞋等暗示其“复员军人”或“民兵”身份;在工业生产或城市生活场景中,则以工装裤、带沿软帽来表现其“无产阶级”身份,而眼镜、鸭舌帽等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性符号。当阶级“划分”完成之后,各种典型化了的阶级成员便按照“文化表演”的形式,在画面中完成革命立场的叙事,这一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年画中极其明显,几乎所有新年画的画面都具有政治仪式的特征。

  与“阶级”相伴而生的必然是对公有制以及集体主义的推崇——这也是50年代新年画的重要题材。这类主题在新年画中的表现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而有所侧重:解放初,为了配合国家全面土改、恢复生产的农业政策,年画中出现了《互助抢种》《妇女互助小组》等宣传农村劳动互助的作品;1953年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后,宣传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创作增加,如1955年富穹《入社去》、林茂雄《社里的牛群》,1956年费声福的《合作生产收成好》、金力吾的《入社评牲口》,50年代后期又有《人民公社光芒万丈》《到公社报道去》《节日的食堂》等大量宣传人民公社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表现集体活动场面,画面除了讲究“红火热闹”外,人物的表情、衣着、动态都具有某种类化特点——一种被共同信念所决定的协调感和一致性,以此表现伟大目标指引下人们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另外,在群体高于个人这种价值预设之下,因公忘私、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成为整个时代的美德,1951年的年画作品《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即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

  表现人民生活,宣传生产建设也是50年代年画创作的重点。从1950年《劳动换来光荣》《互助抢种》,1951年的《得锦旗》《女拖拉机队》,1953年《宣传先进生产经验展览会》,到1956年《炼铁炉前》《菜绿瓜肥产量高》,1958年的《人勤猪肥》《边种边收》,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新中国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另外,在1951、1952年前后,表现人民生活的年画大多与抗美援朝主题相结合,表现热爱和平、拥军等题材,重要作品有《养小鸡、捐飞机》等。

  1953年前后国家大力推行扫盲运动及新婚姻法,年画创作中则出现了《学文化》《幸福婚姻》等著名作品。与大多数宣传意味过浓,甚至流于图解政策套路的新年画相比,石鲁的《幸福婚姻》、詹建俊的《好庄稼》等表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新年画却透露出一种田园牧歌般轻松和谐的情调,从艺术水平上堪称50年代年画的代表之作。

  另外,解放初的年画中有许多是对新事物新建设的记录式作品,如1951年顾群的《女司机》、丁鱼的《女拖拉机手》,1952年钱运达、程诽的《植棉模范参观纱厂》、邵国寰的《成渝铁路通车》等。

  到5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一五”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骨干,国家在能源、钢铁、有色、化工、机电、轻工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其中,鞍钢、武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东北三大动力、治淮工程、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基地等一批骨干项目和工程的建成投产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极其关键的一步,这个时期的年画题材有许多都直接取材于这些国家的重点建设,如1953年的《第一个成品》、1954年的《庆祝成渝铁路通车》、1955年《治淮工地上的解放军工程队》、1956年《开山筑路架桥梁》、1957年《狮子滩拦河大坝》等等,为50年代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梦想和激情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文章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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