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济先生书法管窥书画动态

书画纵横 / 李文采 / 2016-05-17 09:05

朱家济(1902-1969),字豫清,(豫卿),又字虞清、余清,朱文钧先生长子,书法家。朱家济先生长于书法,擅真、行、草三体,作品俊丽清健、笔跃气振,自成风格。同时,对于书道,尤其是“运腕”二字,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影响甚深。

在群星灿烂的现代书坛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朱家济先生其实是一颗巨星。这是因为这颗巨星对于当今书坛来说实在太遥远了──远,俗眼就感觉不到巨大恒星的存在;近,即使电灯泡也会觉得耀眼。说他遥远,不仅因为他去世已整整二十年,没有赶上“书法热”,更因为即使他能活到“书法热”的今天,他的不求闻达的处世态度也会使自己的光亮照耀不到当今书坛。不论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人人都知道必须发挥广告的威力才能家喻户晓,因为世人总是外行的多。人们好谈“书外功”,却不愿意承认如何做广告其实倒是最利害的“书外功”。朱先生虽然有很好的人品和学问,却没有这最利害的“书外功”,甚至连一点自我表现的欲望也没有。当朋友来信议论到名时,他去信说:“名,实之表也,多名何为?”他这种“为而不恃,成而不取”的处世态度就使自己遥远到三十六天的兜率宫──先生与太上老君住在一起,我们凡人如何能看见!

然而,巨星之间是互通信息、相互照耀的。六十年代,潘天寿先生深有感慨地对他的学生说:“朱先生才是真正的书法内行啊!”举世闻名的潘先生如此推重并不闻名的朱先生,我们俗人当时虽然感到突然,但十分相信。同时我们又十分钦佩潘先生高尚的人品,因为只有圣人才如此推贤举能,俗人则惟恐居于人下。既然朱先生是“真正的书法内行”,我们就要乘着书法实践这一宇宙飞船朝着朱先生的方向飞过去──并非为了先生本人,而是为了我们当今书坛能得到他的书法光辉的照耀,以便将我们时代的书法水平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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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所说的“真正的书法内行”是什么意思?只要看看沈尹默先生所说就明白了。沈先生说,虽有“丰神意趣”,“但以笔法绳之往往不能尽合”者,则只能称“善书者”,而不称“书法家”;“凡是谨守笔法,无一点画不合者,即是书家。”(见《现代书法论文选》第26页)朱先生正是这样的书家。

朱先生“谨守”了什么笔法?是“八法”。为了实用的方便,文字的自然面貌从篆、隶到楷、行、草,其发展趋势是从繁难到简易;为了欣赏的需要,书法的艺术面貌从篆隶笔法到楷行草所必备的“八法”,其发展趋势是从简易到繁难。不了解这个道理,才有东汉赵壹《非草书》的外行话。八法之难何以见得?李斯创小篆,本人即造其极,这是因为篆书笔法最易造其极;秦王次仲创隶书,汉蔡伯喈造其极,说明隶书笔法较难造其极;汉史游创章草,本朝张伯英造其极,这是因为章草笔法同与隶书笔法的缘故;秦程邈造真书,至魏、晋的钟、王才造其极,八法之难可知;后汉刘德升创行书,二王并造其极,以其行书笔法同于楷书八法的缘故。八法在篆书中萌芽,在隶书中生长,在楷书中成熟,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创新出别的笔法,因为“八法”已将用笔穷极变化了。在正、行、草中,历代卓越的书家必定继承“八法”这个优秀传统,有见识的鉴赏家也均以八法为贵,因为“八法”是历代书家书写经验的结晶,是笔法的优秀代表。如果真行草的“八法”与篆隶笔法并无繁简、难易、高低的区别,那末“书圣”就必定不是王羲之,而是孔老夫子了!

今人多耻于以古人为师,然而“天真本具古法”,所以其实必定继承篆隶笔法,或继承历代小名家、民间书体的古人却不自知,因为或篆隶笔法,或八法,两者必居其一。人们以为:以具有八法的大家为法,法太严,不能突破古人面貌;以篆隶笔法,或以小家,或以民间书体为法,法宽松,即创新大有前途。殊不知只有“谨守”法严的八法才能更好地创新,因为所谓优秀传统的八法,其实是教人如何将毛笔的艺术性能充分发挥,从而使点画艺术形象千变万化的“变化法门”。朱先生“谨守”了这个变化门,所以书法面貌不仅与当今所谓的时代风格截然不同,即使放到历代书家中去比较,也是风格独具。不仅如此,即使在他自己笔下,也是章法各异,万字不同──同一文字的自然面貌能有无穷的艺术面貌。这是以点画之变来求结字之变的妙处,因为局部的点画之变必然造成整体的结字之变。造成这种神出鬼没般变化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朱先生能精通隶、正、行、草文字自然面貌的变化规律。各种字体虽有大致的界限,但正如人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是渐变的,并非突变,因而字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今人不能、又不愿“谨守”优秀传统笔法的变化法门,因此点画形象必然又回到以“质”为尚的篆书的“玉箸”。人的脸孔,“文”起来有喜怒哀乐,“质”起来则只有木然的一种。所谓“文质彬彬”,首先是“文”,而不是文与质各一半,更不是以质为贵。“质”是文中之质,“喜怒哀乐”“文”的藏一点,“质”也就在其中了。以文求质,文质并茂;以质求质,点画必然雷同,因而结字之变也必然有限。致力于创新的现代书法反而不能新,成为千人一面的东西,我手头不少全国性的书法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按理说行草书是最能彼此拉开距离的,但把不同省份的不同书家的字放在一起,竟如一人所书。时代风格固然有了,但个人风格却得不到体现。朱先生“谨守”“八法”不变反而能变,今人抛弃“八法”欲变倒是不能变,这就是因为所谓优秀传统的“八法”正是教人如何创新、如何变的“变化法门啊”!

赵孟頫出入晋、唐,诚为大家,然而以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尚有不及朱先生之处。项穆《书法雅言》云:“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虽然我不以为“妍媚”是毛病,“纤柔”也并非因为做了贰臣,但赵书骨力不够却是事实。朱先生所书,妍而质、媚而遒、多骨丰筋、清健俊丽,实有胜于赵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赵吴兴未梦见也。”清王澍说得更具体:“《淳化法帖》卷九,字字是吴兴祖本。”潘伯鹰先生也看出了“《十七帖》有中有许多‘也’字”“散见在他的字中”(《中国书法简论》第132页)。以上诸家的评论说明赵学王书尚有未入化境的不足之处。朱先生所书,虽然有二王、褚、蔡、米,甚至颜鲁公等家遗意,但每字却令人无法确指来自某家某帖,个个是自家面貌。所以我说朱先生的书法成就至少已在赵孟頫之上,即使与晋、唐、宋诸大家相比也并无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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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水平与鉴赏水平既互为提高又互为引证。朱先生的书法水平虽然尚少有人评论,但他的鉴赏水平在文物界是一致公认的。先生自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长期从事书画文物鉴定工作,直至1969年去世。书画鉴定固然要有书画以外的渊博知识,但至关重要的是对书画本身艺术风格和格调的鉴别能力。朱先生为我国书画文物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鉴赏眼光自是不凡。眼光高取法就高,取法高,作品才能达到至高境界。

清冯班说:“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钝吟书要》)这句话对于影印技术昌明,书法墨迹大量发行的今天来说,已经不合时宜,然而对于朱先生少年时代来说,确是指出了一般学书人之所以不能得法的主要原因。周星莲所谓拓本易于学步而难以揣摩,真迹易于揣摩而难以学步云云(见《临池管见》),让人以为拓本与真迹优劣各半,并无差别,实则易于揣摩才能易于真正学步。从前一般学书者一个好拓本已不可得,何况是真迹!而朱先生在这方面却是得天独厚。先生的高祖朱凤标,清道光至同治间由翰林院历官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父亲朱文钧,早年毕业于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归国后任职于财政部,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是一位著名的古书画、古器物鉴定家和收藏家。1933年在伦敦所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是我国古文物首次大规模在国外的展览,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经他选定的。朱家财力既丰,眼光又精,于是家藏极富。1954年,朱家济先生与其弟家濂、家源、家溍遵照父亲遗愿,将大批家藏文物捐献给国家。1976年后,朱家兄弟又三次将所藏捐献给国家。著名的《蔡襄诗翰册真迹》就是他家的藏物。朱家济先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因此自少就有缘神游于法书名画之中,与历代名家直面相见。

学书固然要有好范本,但范本是一个不能与之对话的老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欲得笔法就很难,因此学书者还必须寻师访友。然而名师不易得,因此往往误入歧途。待到年长,俗书已无法脱身,偶见前贤法书,不是自叹不如,就是以时代风格论来解释自己,于是书风日下,此势所必然也。沈尹默先生所书,评者多以为有晋人之风,或说有唐人、宋人之风。沈先生居然能与千百年前的古人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可见书人不应该以时代风格来原谅自己。朱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遇到了名师沈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胜利后在上海,他们来往更多,于是耳闻目染,笔法益精。他们都师法二王以及二王一路的诸大家,但都自成面貌。苏东坡论书云:“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若将沈先生所书比作杨玉环,朱先生所书就是赵飞燕了。他们的书法面貌虽然各异,水平却难分上下。沈先生在1939年所作的《与豫卿夜话因赠》诗云:“豫卿誉我字,可当名迹看……”(“豫卿”是朱先生的字,又字余清、虞卿、予卿。)如今在我们看来,朱先生所书也是“可当名迹看”了。

朱先生勤于临写,直至晚年仍然如此。我每次到他家去,都能见到他那张精致的明朝红木长桌上放着刚临罢的元书纸。他给二弟家濂的信中写道:“弟誉吾书太过,吾何克臻此?但看名迹耍笔杆是我经常兴趣所在,未尝废置,或有小进而已。”63岁时给朋友黄耀先的信中说:“吾戴老花眼镜已逾四十年。现在除木板大字外,眼镜之外必用放大镜,看报则非放大镜不可。兄亦尔耶?我写信则用浅光眼镜,信手画去,不管他怎样。兄写信亦吃力耶?”先生的小字最令人绝倒,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笔法精到、神融气畅的小字居然是在视力一片模糊的情况下写成的!对于他来说,毛笔比钢笔更能得心应手。他以一枝派克钢笔装配了一个毛笔头,常带在身边,有事拔出来就写。有一次,他以这枝自来水毛笔为我示范悬臂作小楷,居然能与不悬臂一样自如且精到,当时我尚不知他的视力竟如此不行,然而已经为此惊叹不已。若不是将学书作为“经常兴趣所在”,因而经常、长期地“耍笔杆”,哪有这种不以目击,惟以神遇的境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又说:“吾性好穷理,不为无用之学(按:指临写),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付之。”视临写为“无用之学”,刚“能执笔”就“取大意”,“多见碑”、“好穷理”,却“最懒作字”,其结果只能是“眼有神”、“腕有鬼,不足以付之”了。康有为写了洋洋万言的书法理论,所书却远远不及朱先生,这是因为他既未得法又不肯花工夫的缘故。政治、军事、科学,都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书法却不能。书法虽属小道,而要达到朱家济先生这样的成就却又并非易事啊!

选自书画纵横网《创作杂谈——李文采谈浙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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