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刻书法艺术书画动态

书画纵横 / 启功 / 2016-07-08 10:34

最近,我国应日本的邀请,选择河南省保存着汉画像石和三代碑刻的部分拓本,到日本展出。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精美作品。现在就其中碑部颁谈一谈古代的石刻书法艺术。

石刻文字,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大宗宝贵遗产。在中国的古代石刻文字中,碑志占了绝大多数。人们常常统称为“碑刻”。这种碑刻遍布全国各个地区,从中原腹地到遥远的边疆,几乎没有哪一个省、区没有的。

始平公造像

始平公造像

这些古代的碑刻,绝大多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按照他们的需要而写刻的。它的内容,我们自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是,它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古代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资料。更普遍为人重视的,是由这些碑刻保留下来的极其丰富的古代书法艺术。我们试看宋代欧阳脩的《集古录》,这是古代著录金石最早的一部书,其中固然谈到了有关史事、文词等等方面,但有很多处是涉及书法的。又如清末叶昌炽的《语石》,是从种种角度介绍古代石刻的一部书,其中谈到时代、地区、碑石的形状、所刻的内容、书家、字体以及摹拓装裱,可称详细无遗了。但在卷六的一条中,作者说:

“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若明之弇山尚书(王世贞)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可见他收藏石刻拓本的动机,仍然是从书法出发的。

中国自商周至现代,各种书法一直在发展、变化、革新、进步。从形式方面,有篆、隶、草、真、行种种字体。在艺术风格方面,各个不同时代乃至各个不同的书家又各有其特点,这便构成了书法艺术史上繁荣灿烂的局面。可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这些书法的真迹存留到今天的已经极少,有些只有从一些碑刻中才能见到它们的面目。所以,碑刻不但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又是一座灿烂夺目的艺术宝库。

特别值得提出:在看碑刻的书法时,常常容易先看它是什么时代、什么字体和哪一书家所写,却忽略了刻石的工匠。其实,无论什么书家所写的碑志,即经刊刻,立刻渗进了刻者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拓本,又有拓者的一部分作用)。这些石刻匠师,虽然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却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

古代碑刻的写和刻的过程是:先用朱笔写在石面上(因为石面颜色灰暗,用朱笔比较明显),称为“书丹”;然后刻工就在字迹上刊刻。最低的要求是把字迹刻出,使它不致磨灭;再高的要求便要使字迹更加美观。因此,书法有高低,刻法有精粗,在古代碑刻中便出现种种不同的风格面貌。这种通过刊刻的书法,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意石面上刻出效果,例如方棱笔划,如用毛笔工具,不经措画,一下绝对写不出来。但经过刀刻,可以得到方整厚重的效果。这可以《龙门造像》为代表。一种是尽力保存毛笔所写点划的原样,企图摹描精确,作到“一丝不苟”,例如《升仙太子碑额》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刻法,其总的效果,必然都已和书丹的效果有距离、有差别。这种经过刊刻的书法艺术,本身已成为书法艺术中的另一品种。它在书法史上,数量是巨大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袁安碑

袁安碑

河南地区,是殷、东周和后来的东汉至北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留下的碑刻也是比较丰富的。近碑刻的种类,随着它的内容和用途,本有多种,但其中主要以碑铭、造像记、墓志铭为宗。下面所谈河南地区自汉至元的各体书法,即从笑写与刀刻结合的效果来考查。所举的例子,也涉及展品以外的碑刻。

古代碑志,在元代以前都是在石上“书丹”,大约到元代才出现和刻帖方法一样的写在纸上,摹在石上,再加刊刻的办法。古代既然是拓本便永远无法对照比较了。相传曹魏《王基碑》当时只刻了一半就埋在土中,清代出土时发现另一半还是未旋的朱笔字迹,这本是极好的对照材料。但即使这半个碑上朱书字迹幸未消灭,也仍然不能代替其他石刻的比较研究。所以我们今天作这书面的研究,只好就字体风格相近的古代墨迹和石刻作品来作比较了。

在河南的碑刻中,篆、录、草、真、行五种字体都各有精品。下面按类作初步的评述:

篆类中所谓“蝌蝌”一体,原是“古文”类手写体的,它的点划下笔重,收笔尖,这在《正始石经》(图一)中的“古文”一体表现得最突出。但我们从近代出土的许多殷代甲骨、玉器上朱笔、墨笔书写的字迹和战国竹简上墨写的这类“蝌蚪”字迹来比较,不难看到《正始石经》上的“古文”笔法的灵活变化方面,当然有不如墨迹的地方,但每字之间风格是那么统一,许多尖锋的笔划,刻在碑石上,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捶拓磨损,仍然不失它的风度,这不能不使我们钦佩这些写者和刻者手法的精妙。

至于“小篆”一体的特点,在于圆转勺称。它的点画,又多是一般粗细。写在碑版中,似乎不易表现什么宏伟的气魄,其实却并不如此。例如《袁安碑》(图二),即是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 具有这种特点。像《正始石经》中小篆一体,也是如此。后来不少碑额、志盖,这种特点,常常是更为突出。河南石刻中还有特别受人重视的一件篆书。河南石刻中还有特别受人重视的一件篆书,即是李阳冰所写《崔祐甫墓志盖》。李氏是唐代篆书大家,被人称为可以直接秦代李斯笔法的。唐人贾耽题李阳不碑后云:“(李)斯去千载,(李阳)冰生唐时,冰今又去,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后千年无人,当尽于斯。呜呼郡人,为吾宝之!”可见他的篆书在当时声价之高。但他传世的篆书碑版,多数已经磨损,或经翻刻。这件崭新的志盖,却是光彩射人,笔法刀法都十分精美。世传李阳冰的篆字,以福州《般若台题名》为最在,以张从申请《李玄静碑》中“李阳冰篆额”款字一行为最小,至于北宋的《嘉祐二体石经》,里边“小篆”一体,和《李碑》那几个大字大小相等,而它的气势开张,并不缩手缩脚,这比之李阳冰,不但并无逊色,而且是一种新的境界。《嘉祐二体石经》中篆书中有章友直所写的一部分,我拿故宫所藏唐人《步辇图》后章氏用篆书所写的跋尾墨迹来比,更觉得石刻字迹效果的厚重。人前讲书法的人,常常以后人赶不上前人,现在从《袁安碑》、《崔祐甫墓志盖》到《宋石经》来看篆书的发展,分明见到后者未必逊于前者。对旧时代的评书观点,正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同时也算给那位贾耽一个满意的答复,即“后千年有人!”

隶书,最初原是小篆的简便写法。把圆转的笔迹,改成方折。原来连续不断处,大部分拆开,再陆续加工。点画都具备了固定的样式和国重姿态。这便是今天所见的“汉隶”。河南原有许多汉碑,像《尹宙碑》、《韩仁铭》等,常为书家所称道,但解放后出土的《张景碑》(图三)从书法艺术水平上讲,实属“后来居上”。扫汉隶字体的点划,多是在定型中有变化,因字立形,并没有死板的写法,又能端重统一。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简牍墨迹极多,也有许多和某些碑刻字体一致的,但它们之间的艺术效果,是究竟有所不同的。往下看去,曹魏时的《受禅表》、《上尊号碑》等,便渐超方整,变化也比较少了。这大概是因为这个时期日常能用的字体,已渐渐进入真书(又称“金隶”、“正书”、“楷 书”)的领域,汉隶是在特定的场合应用的,所以也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字体来书写的。到了晋代人所写汉隶字体,又有变化,大的像《三临辟雍碑》, 小的像《徐义墓志》(图四)那一类的恶隶,虽然笔划较灵活,但似用一类扁笔所写,这大概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改制了书写工具。一了唐代,隶体出现了一次大革新,它的点划尽力遵用汉碑的笔法,要求圆润而有顿挫。结字比汉隶微加高,多数成为正方形。在用笔和结体上,都成为唐隶的特有风格。后世喜好“古朴”风格的,常常轻视唐隶。但一种字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是不能不变的。自汉代以后,各时代都有新的探索。从具体的作品看,也有较优较差的不同。唐代人用隶书体,是使用旧字体,但能在汉隶的基础上开辟新途径,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我们试看徐浩写的《嵩阳观碑》和他的儿子徐珙写的《崔祐甫墓志》,这些碑和志的书法就给人以整齐而不板滞,庄严而又姿媚的感觉。如果按汉隶的尺度来要求唐人,当然不会符合,但从隶书的发展来看,唐隶毕竟算是一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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