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明代书法艺术书画动态

书画纵横 / 郭启明 / 2016-09-16 22:33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汉字之兴,肇自新石器时代,徵诸殷商甲骨文字、彝铭文字之美备,至今当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字形质时代之需,由古籀而篆隶,而草、而楷、而行,递相演进;书法艺术亦随着汉字的发展不断推移,由点画、结构、体势、风格、意境、神彩的争奇斗艳,繁衍出新,其洋洋大观,真可谓星汉烂漫。而明代书家对拟古剽剥的有力批判、对优良传统的可贵继承以及对新奇书风的艰苦探索和艺术天趣的强烈追求,更使明代书法成为烂漫星汉中的一颗璀灿明珠。

其时,有“回归”魏晋、唐宋之超越,有个性解放、大破“古法”之创新。这种历史之“回归”其貌为复古“逆退”,其质为文化“反思”,一方面是古老艺术文化之“回归”,一方面是传统思想文化之“反叛”。“回归”与“反叛”,两大情结紧紧扭合在一起,冲破帖学与碑学的夹缝,“带动社会和文化奋然前行”。这一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奇异景观,使明清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成功地树起了又一座丰碑。

(一)帖学鼎盛刻帖兴起方驾魏晋唐宋

明朝各代皇帝,均喜好收藏古人书画墨迹,临习“二王”,且科举取仕重书法。故帖学大兴。其时盛况正如《书林藻鉴》云:“成祖好文喜书,尝诏求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双诏简其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复选舍人二十八人专习羲献书,使黄淮领之,且出秘府所藏古名人法书,俾有暇益进所能。故于时帖学最盛”、“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之诸帝既并重帖学,宜士大夫之咸究心于此也。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明之诸帝,除极重帖学外,私家刻帖也十分活跃,如《书学史》云:“明代帖学既大行,故法帖之传刻亦盛。”其著者,据《书学史》与《书林藻鉴》著述所考,有常性翻刻《淳化阁帖》于泉洲曰《泉洲帖》、周宪王所刻《东书堂帖》、文徵明所刻《停云馆帖》、董其昌所刻《戏鸿堂帖》、华东沙所刻《真赏斋帖》、陈眉公所刻苏东坡书为《晚香堂帖》、刻米海岳书为《米仪堂帖》,邢侗所刻《米禽馆帖》、王铎所刻《拟山园帖》等等。这些人大都是当朝书法大家或大鉴赏家,加上他们尚未托出的历史名人墨迹,从汉魏六朝到宋元,特别是魏、晋、唐、宋,既为明人提供了优秀习书的范本,又为有艺术思想之追求者进行书法创作乃至著述立论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

明代中叶前,在书学史上有一定影响者,有明初“三宋”、“两沈”、“一解”,有明中期的文徵明、祝枝山、王宠、沈周、黄道周、张弼、吴宽等。

明初书家“三宋”,即长洲宋克、南阳宋广、浦江宋王逐,其中克书最佳。他师法魏晋,深得钟王遗意,善真行草三体,笔精墨妙。他既“日费十纸”,又思变化,把章草和今草结合起来,变章草扁形为纵长,在今草中,他吸取章草隶意,略添连绵流动之态。形成了劲拔中见婉美,秀朗中含骨力的独特风格。他的草书达到“鞭驾钟王,驱挺颜柳”的高度。他的书作《急就序》被人誉为“茂美冲和,信能入晋人之室,唐以后无足颉颃者”。

“二沈”指沈度、沈灿兄弟,永乐年间名家。沈度以工书出名,成祖初即位以能书召入翰林院,后任侍讲学士。他篆、隶、真、行、草、八分均工,尤为小楷为著。最得永乐帝赏识,永乐帝称其为“我朝王羲之”。朝廷藏于秘府,颁赐国的金版玉书,均由他书写。今观其楷婉丽华瞻;雍容矩度,可与晋唐宋元历代大家之楷比美。沈度弟沈灿,10岁便小有书名,其书以真草称,书风与其兄相类,在小篆、章草、小草方面多有造就,其小篆曾被人誉为“国朝第一”。

“一解”即解缙,才高学富,所作狂草纵荡无法,自抒胸意。现存草书墨迹《唐人月仪章跋》、《自书诗卷》、《李邕古诗四帖跋》等均放纵随意,傲让相缀,神气自信。同时,在他看来,即使达到了高度自由的“不经意肆笔为之的境界”,亦是经历了“日日临名书”、“捏破管、书破纸”的必然过程。对此,他作了精辟的描述:“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贯通焉,志情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后为能学书之至尔。”他深刻认识到,书法艺术的“自由王国”就是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因此,他主张个体生命,应融入自然。他的这一论述,也是对明代书家艺术实践的高度概括。

(二)源流自辟大学代出各展超越风采

明代中叶前,国家承平,少内忧外患,都市经济兴旺,市民阶层壮大,刺激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同时就审美视角而言,在艺术逐步繁荣过程中,书法欣赏群落与群体已突破士大夫范围,而进入千家万户,普通百姓以收藏或悬挂名人书作为荣、为乐。从书法“捧在手上”欣赏一变而为“挂在墙上”欣赏了。而欣赏群体的扩展,审美功能的扩大,审美水平的提高,又直接影响到书法美的形式、风格、意境、品位的拓展和升华。故明代书家既能博览通源,习帖不断,“日费十纸”,又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取各家之长,融进“自我”,自成一格,据《书林藻鉴》著录,明代书家达470人,书家之众,品位之高,流派之多,可与前代各朝比肩。

明中期大家有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祝允明草书隶二王之俊逸、张旭怀素之习动、鲁颜公苏东坡的浑厚丰腴、黄山谷的纵横舒展,米南宫的劲健潇洒于笔端,出神入化、无不如意。更可贵的是他的作品尤其狂草感情充沛,情貌多变,无千篇一律之弊。晚年书作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他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唐寅落花诗》等,堪称可与张旭、怀素齐名的草圣。

文徵明人称“文待诏”。他的书法“始亦规模宋元之撰。既悟笔意,遂悉弃去,专法晋唐”(明文嘉《先君行略》)。小楷宗右军,草书师杯素,行书仿苏、黄、米和集王书《圣教序》,隶书法钟繇,篆取李阳冰。他的书法,尤以行书、小楷见称。明谢在杭说:“古无真正楷书,即钟王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如八面观音,色相俱足。于书苑亦盖代之一人也(《五杂俎》)。”此评的确道出了文徵明小楷的特点和成就。与赵孟兆页小楷相比,美而劲健,爽爽有一股清气,意蕴上胜赵一筹。文徵明的行书有《圣教序》的秀逸,李北海的俊健,用笔爽劲,结体宽民,为人所称道。他在世时,书法已名动海内外。因年高望重,门生极多,对后世影响也极大。其子文嘉、文彭均学其书。文彭书法逼似父亲,更以篆刻传名后世,被篆刻家奉为开山鼻祖。

王宠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工诗文书画,擅篆刻,尤以书法特别是小楷影响最大,时人评价甚高。他的书法“始摹水兴、大令,晚年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何良俊说:“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时人上(《四友斋丛说》)”。王宠的小楷笔画之间并不紧紧搭接,欲离还连;结体疏而不散,章法疏谈,意境空灵,飘飘欲仙。行草书《落花诗册》寓巧于拙,意态古雅,静穆灵动,逸气盎然。

(三)个性解放大破“古法”开创狂逸书风

明中叶以后,思想禁锢的放开,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浪潮之兴起,引发了一场文艺思想革命。文人墨客,名家贤圣的个性得到了极大解放。一时间,大批立志打破摹古樊篱,追求奇诡丑拙的革新家蜂涌而出,他们从“官阁体”的浓重阴影中杀将出来,创下一幅幅结体古怪、章法奇特、气魄宏大的大横披、大挂轴,让人时而心惊魄动,时而热血沸腾,震骇了整整一个时代,甚至令一向以淡雅平和著称于艺坛的“华亭派”书风,也被迫吹入以“奇”为美的新风,董其昌曰:“书家以险绝为奇。”又曰:“字须奇宕萧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就因为“奇”,才导致晚明书坛精彩纷呈,生机勃勃。这些狂逸奇拙之士实为一批反叛型书家,其特征是笔划不再亦步亦趋地合古代的规范,而是大破“古法”。董其昌破了墨法、王铎破了章法、徐渭破了笔法,他们真是擒纵自如,肆意挥洒;同时,相对于赵孟兆页的崇尚晋唐摒斥宋人而论,文征明直到董其昌的求宋也是反叛。

董其昌书法则通禅理,淡雅疏朗无奇崛之态,“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如狂草《琵琶行》长卷,师怀素,又痛呼“张伯高”。这在元明清三代都是非常难得。其书生前风靡一时,尺素短札,人争购宝之,故仿习者作伪者甚众。传世书迹极多,对后代尤其是明清书坛影响极大。更为可贵的是他以水墨写意之法用于书法,多用淡墨,时出浓墨,笔墨浓淡变化丰富多彩而全篇显得空灵剔透,清静雅致,无丝毫躁气。“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其品位超乎赵米,直逼钟王。

明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徐渭的草书大破二王樊篱,变笔笔中锋为侧锋为主,中侧任意挥洒,墨法上继董之后,以水墨大写意手法,施之于书,使其书作更是墨色淋漓,其字形忽大忽小,笔画勿粗勿细,笔触勿干勿湿,对比悬殊之大,一反常态,通篇布局密密麻麻,无所谓行列,只见被扭曲笔画的缠绕与点的零落。这是勃然不可磨灭的升腾,其意境难以用“散圣”、“侠客”形容,其代表作有草书《杜甫轴》。与同时的董其昌温文尔雅,崇尚疏淡,意境高古相比,徐渭的草书给人的却是一种更具摄人心魄的力量。比徐渭稍晚的黄道周、倪元璐、许友以及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王铎、傅山、朱耷、石涛等也各以独特的书法抒发着各自的情怀。

王铎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王”,与其同时的傅山说:“王铎四十年前的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其实确也如此,其书学二王,风格独具,笔法精绝。尤其到明末清初这个天崩地坼、改朝换代的年代,他把内心的矛盾、苦恼与彷徨宣泄于只抒胸臆无意合拍的书法,这时,他的书法便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如他的草书诗卷,如瀑飞泉涌,一泻千里,点画狼藉、淋漓尽致,气势逼人;结体跌宕超逸,斜正忽左忽右,率意天真,既得险峻之致,又复归平正,虽称所谓似欹反正者,法度从容,不失规矩尺寸,堪称以斯能直接山阴之传;然而,他违背祖宗之法,发奇崛险怪的字形,勾环盘纡的笔画,左突右奔的章法,创造出新奇狂逸的烂漫书风。其大幅挂轴的艺术冲击力及其神韵大有盖历代草书大家之势。

当然,诸如“明代帖学衰微”、“违背祖宗之法”一类的说法未免有些偏颇。立论多元,流派纷呈,大家代出,风格迥异乃艺术繁荣之象征。帖学鼎盛,源流拓展,贤圣狂逸,古法大破之辉煌,标志着明代书家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已获得“回归”之成功超越,“反判”之卓著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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