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入门 “搨本”、“拓本”与“打本”碑帖

书画纵横 / 靳永 / 2017-01-02 11:13

历代碑帖著录中常见“搨本”、“拓本”和“打本”字样。大概从宋代以后,有很多人以为这三者没有区别,常常混用。其实,仔细考查“搨”、“拓”和“打”这三个词的语源,以及它们在宋前典籍里的用例,“搨本”、“拓本”和“打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搨本”与“拓本”、“打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现在出版的一些经过今人整理的古籍,往往因为不知它们之间意义的差别,简单地以“拓本”替代“搨本”,以为二者之间仅仅是汉字繁简的不同,这就容易造成读者理解的歧误。今人因为不明“搨书”与“拓书”的区别,在阅读、援引古代典籍资料时,常常出现错误。比如钱存训教授的名著《书于竹帛》第四章讲到“拓印的起源和技术”时说:

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在唐代更加发展。宫廷中至少有两处雇有专管拓印的“拓书手”。据《大唐六典》所载,崇文馆有拓书手3人。《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载,公元718年,集贤殿书院有拓书手6人,以及掌管其他文书工作的书记、装潢匠、制笔匠等。

实则《唐书》本作“搨书手”,传世唐代诸种《兰亭序》摹本,即出此辈之手。而钱氏误将搨书与拓书混而为一,遂援此以证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在唐代的发展,实为失据。

我们先对“搨”、“拓”、“打”这三个字的意义略作考察,以明语源。《说文》:“拓,拾也,陈、宋语。从手,石声。”同部还有一个“摭”字,是“拓”字换声符的或体。《广韵》承袭了《说文》的解释,但另外还收了一个同形的“拓”字,云:“拓,手承物。又番复姓。”这个拓字是他各切,读音和意义都相当于今天的“托”字。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收了“拓”字,也是作为“摭”字的或体,两个字“并正”,而拓“亦开拓字”。以上“拓”字诸义,实与“拓本”的“拓”字语义无涉。可见“拓本”的“拓”字另有语源。

《说文》无“打”字,但木部有“木丁”字,段玉裁《注》以为即“打”之正字,而“打”则“木丁”之俗作,“木丁之字,俗作打,音德冷、都挺二切。近代读德下切,而无语不用此字矣。”又《广韵》卷三王念孙《疏证》:

打者,《众经音义》卷二引《苍颉篇》云:“椎,打也。”王延寿《梦赋》云:“撞纵目,打三颅。”《后汉书·杜笃传》云:“椎鸣镝,钉鹿蠡。”钉与打通。《说文》:“木丁,撞也。”木丁与打亦声近义同。

据此推测,则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得之本,当作“打本”。后来民间造作俗字,从手从石会意,而有“拓”字。而字恰与摭拾之“拓”字同形偶合,遂混同为一字。那么,作为“拓本”的“拓”字出现的历史时代,当大致与发明椎拓工艺同期或略后。

《说文》无“搨”字。《大广益会玉篇》:“搨,他蜡切,拹搨也。又都盍切,手打也。”制作搨本一般是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而《玉篇》里的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复制品叫作“搨本”,但却与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的方法有接近的地方。我们推测,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得的复制品,就叫“搨本”。后来有了双钩填墨的复制工艺,而民间又造出“拓”字,有了“拓本”之称,则“搨本”便成为专名,专指双钩填墨之本了。

搨书的技术起源较早,至迟在南朝初期就有。刘宋虞龢《论书表》:“及泰始开运……繇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泰始”是刘宋明帝年号。《法书要录》里保存的梁武帝与陶弘景的书信里,即有“摹搨”之说。“摹搨”又可简称为“摹”,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论临摹二法”条谓:

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搨焉。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

这里提到的“响拓”,唐人一般用硬黄纸,即把黄蜡用热熨斗均匀地涂布在纸面上,使纸面光亮、透明,便于钩摹原迹。传世的赫赫名迹神龙本《兰亭序》、《万岁通天帖》等,都是以硬黄纸双钩填墨的“搨本”。

摹搨一般用双钩,而梁代亦有单钩之法。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陶隐居与梁武帝第三启”云:

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非用摹搨,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

这里提及的“填毕”,当是陶隐居(即陶弘景)双钩廓填从梁武帝处所借观的前代法书。而文中“余条并非用摹搨,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大可寻思。“单郭”当即“单廓”,用单线条钩摹出笔划。与双钩填廓相比,这种方法制作的法书复制品质量要差得多。因此陶隐居“追以单郭为恨”。

按照前人的记载,“搨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双钩,一类是在双钩之后再填墨。填墨时,墨色的浓淡要与原作尽量逼近,所以是很麻烦的事。有些人为了省事,干脆就把填墨的工序省略了。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章草急就补亡后”条提到自己看到了一本有阙字的张伯英本《急就章》,就是“唐人摹而弗填者”,“陶隐居谓之填郭书,近世谓之双钩书。”

不但法书有“搨本”,名画亦有“搨本”,以摹搨之法复制。 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搨写”条谓:

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自注:顾恺之有摹搨妙法)。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

从这条资料来看,最迟至顾恺之生活的东晋时代,就有摹搨名画的工艺了。

宋人尚知“搨本”与“拓本”的区别。如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石经与今文不同”条,谈到石经因为年代久远,风雨剥摧,裂为小块,而黄伯思留意收藏,“予皆得其拓本”;同卷“周史伯硕父鼎说”条谈到青铜器铭文的拓本,都是用“拓本”而不用“搨本”。而同书卷上“论书六条”条第六,“世言其搨本与真迹同”,则用“搨本”而不用“拓本”。

又有可附论者。拓石与印刷都是复制技术,或从碑石,或从雕版,都可以复制出许多份作品,两者在方法和原理上非常相似。因为椎拓技术的应用关系到印刷技术的发明,研究印刷技术史和书籍史的学者,常常要探讨“拓本”出现的时代问题。学者一般依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推测在梁代即有拓本,甚或上推至晋代即有拓本。按《隋书·经籍志》:

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度其文意,并未明言梁代即有拓本,所谓“相承传拓之本”未必出于梁代。今据可靠文献查考,则梁代并无椎拓技术。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第四启》云:

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

《陈太丘碑》文出蔡邕,书丹者不传。而度陶弘景文意,则书出钟繇手笔,当是后来补树者。陶弘景所说的“太丘之碑,可就摹采”,无疑是指传真钟繇书迹而言。如果梁时有椎拓技术,则梁武帝、陶弘景自可遣使渡江椎拓。综合此条资料并俗体会意“拓”字出现的历史时代,椎拓技术的出现应该在梁后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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