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1日，被誉为“韩国国宝第一号”的崇礼门（南大门）发生大火。图为南大门的资料照片（2007年9月9日摄）。 中新社发 段跃中 摄
2月10日晚上，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遭受被推测为人为的放火灾难，其1、2楼阁全部烧毁导致木制框架整体塌落。火灾发生后，警方抓捕了一名与目击者的供词相符的50多岁男子进行调查，但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因此将其释放。警方正在通过崇礼门附近大厦的监控录像和目击者，寻找火灾发生当时出入崇礼门的人。
2月14日下午四点，北京故宫，初春的夕阳洒落在这座皇家宫殿群里，熙熙攘攘的游客陆续散尽，故宫的安保人员开始在所有的大殿里巡逻，消除着每一处细微的安全隐患。
再多的眼泪也无法在一片灰烬之上灌溉还原出只有历史才能甄选的传统文化精髓。人们痛定思痛：崇礼门事件给全球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何种警示？我国古建筑与韩国古建筑同属于木结构体系，今天的保护状况如何？应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为寻找答案，本刊记者登门拜访了中国文物协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和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物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
纵火烧去的，不仅是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古建筑，更是传统文化和历史本身。两位老先生在叹息之余，一致强调，须警钟长鸣。“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而人为损失在法律、制度、管理下是可以避免的。”
年前公布的我国博物馆将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消息，因崇礼门事件让两位老专家夜不能寐。根据国家文物局规划，全国近500家博物馆、纪念馆将在2008年内免费开放。两位老先生认为，向公众普及文物知识是大好事，但同时文物的安保压力将更大。为把好事做好，各级博物馆应从崇礼门事件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做到“免费不免票，控制人流；换票要凭证，加强管理；参观要安检，确保安全。”
崇礼门事件背后
崇礼门位于首尔市中心，距离市政府大楼不到500米，下部为石质城门基座，上部为两层木结构城楼，于1962年被韩国政府指定为“一号国宝”。
来自韩国的信息显示，在崇礼门事件中，应该担负起责任的包括多方职能部门。
据悉，此次事件涉及的文物管理部门出于美观和预算的考虑，没有在崇礼门内部安装自动喷淋设备和火灾报警器等设施，仅有的消防器材只有8个灭火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崇礼门的安保工作并没有交由专门的文物保护部门承担，而是由一家安保公司义务负责，管理上的疏漏使纵火成为可能。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的第一反应并不迟缓，数分钟之内赶到现场的30多辆消防车和128名消防员，却未能抓住最好的灭火时机，因为在如何灭火的问题上，消防部门与文物部门竟协商交涉了近50分钟。另外，消防部门使用的文化遗产灭火指导材料过于简单，没有对木制古建筑的灭火施救方法、喷水方式、喷水位置、余火处理等关键问题做出详尽的说明和指导，致使消防队员在长达5个小时的灭火过程中，对着火的木结构城楼“束手无策”，向屋顶瓦片浇水降温的消极措施无异于“隔靴搔痒”，600年的崇礼门最后竟在众目睽睽下轰然倒塌。
罗哲文先生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遗憾，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崇礼门虽然与故宫等古建筑一样，都属于木结构体系，但是在崇礼门内部没有陈列更多的文物摆件，所以完全可以安装并借助于自动喷淋设备来灭火。如果先期对于这些设备有过考虑，在事发之时或许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担任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物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先生已86岁高龄，他是我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制订人，至今仍然在为保护北京的古城风貌奔走呼号。他说，国家的责任就得由国家来干，在文物保护方面，应该是坚决反对商业化的。那么，崇礼门的安保问题就绝不能交由商业公司，这是一个大的疏漏。文物的保护、安全始终都是第一位的。
“越来越好”与“仍然严峻”
罗哲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对于文物保护的情况比过去有很大改观，总体情况是越来越好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各级领导到社会公众，大家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广泛提高了；二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投入到文物保护上的经费大幅提高；三是更先进的技术力量的介入，使得天灾等得到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因素都在文物保护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使我们对于文物的保护工作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罗哲文先生介绍说，在1961年3月制定实施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我国就将“四有”视为文物保护单位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来做。“四有”就是对于文物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专门的保管机构和人员、有记录档案数据。1982年，随着《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建设作为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任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下来。今天，缺乏“四有”管理资料的单位将不具备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格。
几十年来，尽管受经费、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基础工作仍然不尽完善，但仍是在做着不断趋于完善的努力的。“四有”是对于文物保护的底线要求，它们的顺利达标能够基本保证文物的安全，这其中更有出于未雨绸缪的忧患思虑。
在采访中，罗哲文先生特别强调了对于文物档案记录保存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就是完全被损毁之时，仍然能够依照存留资料对文物进行修复甚至重建。
谢辰生先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看，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是古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法人违法，违法难究”。他认为，我国对建筑文物的破坏损毁在社会转型期是最严重的，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商业开发行为对北京的古城风貌损坏很大。以前我国拥有100多个有较高保存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在保存完好的仅剩丽江、平遥等三四个。他认为，改革开放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却也使我们在文物保护的很多方面开始面临严峻挑战。
谢辰生先生提醒说，从现在到2010年左右，在我国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在这段时间必须要加强文物部门的管理和力量，以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让过去告诉未来
在一次灾难过后，痛惜是不足道的，警醒才是关键。只有在一次次的反思中，才能完成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承接。
谢辰生先生在简要分析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现状后，针对经济发展冲击一切的思维模式以及个别官商勾结、置文物保护于不顾的恶劣行为给予了严正声讨。
针对管理部门，他建议说，对于文物保护而言，“权力”只能集中、加强，而不能分散，这是一个大问题。一定要加强国家文物局的执法权威，在涉及到文物的安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要强调严防死守，而不是开放搞活。这应该是文物保护部门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文物保护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要体现出来，只有赋予独立权威的监管权力，我们几千年遗留的文物才能够保护好。
针对怎样认知文物，谢辰生先生认为，过去我们对于文物的认识是不足的，只有在不断的认识中才能够发现文物更多的价值，所以，对文物是否有一个深刻本质的认识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文明、文化价值都是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的，而文物就是最集中显在的文化载体，在它们身上都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又可能反映着整个古代社会。文物对于我们是无尽的宝藏，所以，当只是把文物作为商业拍卖品时，对于它的理解是出现重大偏差了。
在文物保护方面，谢辰生先生说，多年来，文物保护在政策和具体实施方面局部的变动和不合理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作为文物保护指导思想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16字方针却始终贯穿了下来。正是基于对正确指导思想的坚持，才能实现对文物的有效保护，之后再供给文化、科学、历史、社会研究的某些领域突破性进展所必需的佐证和启发。过去的成败都告诉我们，只有大政方针的无误，才能使文物保护工作有力、有效，继而使文物在多年沉睡之后焕发新的神采，彰显新的历史价值。
对此，罗哲文先生的意见更具象。他说，木结构的建筑文物是最惧火的。火是中国古建筑最大的敌人，历代古建筑的损毁要么是由于战火，要么是自然雷电引起的天火，要么就是人为纵火。所以，管理一定要加强。要有专门的、有责任心的人负责管理，要有灭火器材、防天灾的应急设备设施。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2003年1月19日19时许，“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遇真宫主殿突发大火。最有价值的主殿化为灰烬，周边文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遇真宫是明朝永乐皇帝专门为武当拳创始人张三丰建造的，至今已有600年历史，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等有较高价值。
我国尚有许多文物位于露天广场、大街上、荒野中，那里多未设立单独的保管所，比如城市中的钟楼、鼓楼等建筑，对于这部分文物要特别重视。要将保护的责任落实到所在位置的政府主管部门，并要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使其避免天灾人祸等一切潜在的隐患。
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要务尽其责，要常常针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确保在危难时候心想一点，劲使一处，保证以最少的行政资源完成最紧急、最迫切的任务。同时，避免不同部门因出发点不同而达不成共识，以至于贻误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的问题发生。
罗哲文先生强调，应该广泛宣传，引起群众的注意，使得不法行为在最初阶段就能够暴露于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中，培养群众上报或者阻止不法行为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