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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轻的校长 由我国近代教育界领袖蔡元培于1918年所创立的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所美术学校，1922年更名为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音乐、戏剧两系。1926年国立艺校因为学潮风波决定由学生自己投票选举校长，由于蔡元培的鼎力推荐和前期回国的王代之的大力宣扬，林风眠以得票数第一被国民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 1926年3月1日，归国后仅在上海逗留了几天，风尘仆仆的林风眠就赶赴北京就任。对于天真浪漫的林风眠而言，不管这所学校的现状如何，现在却是他实现"融合中西艺术"、"艺术救国运动"理想的最佳土壤。当时的北京艺专，由于刚经过学潮风波，几乎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林风眠到校后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建立完整的教学班子，他热情挽留住了刚提出辞呈的教授肖俊贤、谢阳、冯白、彭沛民；又请回了先前被辞退的陈师曾、吴法鼎、李毅士等五位教授。当时一批有实力的文艺人士如郁达夫、余上沅、熊佛西、黄怀英、萧友梅、周作人、谢冰心等都曾在艺专任教或兼课。学生中也有不少优秀的人才：刘开渠、李苦禅、李有行、雷圭元、冼星海等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融合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还特地邀请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和法国画家克罗多（Claudot）来校讲学，希望齐氏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氏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绘画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培养出大批适应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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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子湖畔，新艺术的摇篮 1928年4月8日，国立艺术院（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美丽的西湖罗苑补行了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然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正如国立艺术院组织法中所述：”本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杭州艺专的教育方针秉承了林风眠的一贯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不过，林风眠也吸取了北京国立艺专的教训，他认识到要办好自己的学校，贯彻自己的教学主张，就必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优秀的教学队伍，当时林风眠任校长兼教授、林文铮任教务长，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为中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为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为图案系主任、王代之为艺术院驻欧洲代表；其余象蔡威廉、潘玉良、李风白、方干民、李苦禅、刘开渠、姜丹书等，都是当时的骨干。中国现代绘画史上一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大量优秀艺术人才的现代教育模式的艺术学院正是在这批艺坛精英分子的努力下开始成长的。 当然，不同的分歧还是有的，最著名的就是林风眠和潘天寿两人关于是否合并中、西两系于一的争议。对于一直以调和中西艺术为己任的林风眠而言，只要能达到创造时代的新艺术，通过新艺术来改造社会，那么中西两种艺术最终该混为一体，至少在教学的体系上不应该"视国画与西画有截然不同的鸿沟，几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而"两系的师生多不能互相了解而相轻，此诚为艺术之不幸！"而潘天寿则持相左意见，他著名的论点就是将东西绘画体系比喻成两座独立的大山，两座大山间，是可以互相取其所长的，但如果是随便的吸收的话，则只能是各取所短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林风眠关心的是东西两种不同艺术体系的共性，而潘天寿更为关心的是不同艺术体系的个性，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每一个涉及于此的艺术家所不能避免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呈现出纷乱的多元化，再加上每个艺术家生活经历、对传统和西方文化理解的差异，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也正显得合情合理的了。 不过，林风眠最为关心的还是艺术运动。为进一步深化艺术运动，1928年来林风眠组织策划成立了“艺术运动社”,考虑到在艺术创造的力行之外，"更须加上宣传一项"，“艺术运动社"还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相关的杂志--《亚波罗》和《雅典娜》，巴黎"霍普斯会"的艺术运动精神在西子湖畔浴火重生了。这个以艺术改造人生，艺术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群体，曾意气风发地说：”西湖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1930年，林文铮为新学院谱写了新校歌：“莫道西湖好，雷锋已倒。莫道国粹高，保叔倾凋！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靠？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所表达的正是一种激昂的艺术运动精神。杭州艺专的一切，和林风眠在北京艺专时相比有较大的进步，林风眠的艺术之梦似乎就要实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