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帖（山西新绛县图书馆藏十二卷本）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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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帖》为汇刻丛帖,共二十卷,收集了我国宋代以前的书法精品,因潘师旦摹刻于绛州(今山西新绛),故名。潘师旦,据宋人记载曾任为尚书郎。此帖刻于宋皇佑、嘉佑年间(1049年-1063年),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
所增删,是《淳化阁帖》谱系中的一种。
《淳化阁帖》原刻损毁较早,拓本多由皇家赐给近臣,民间流传极少。因此,《绛帖》重摹《淳化阁帖》,以应学习书法者的需求。《绛帖》是最早的私人所刻丛帖,是其可贵之处。《绛帖》前十卷中第一卷为诸家古法帖,第二至五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六、七卷为王羲之书,八至十卷为王献之书;后十卷中第一卷为大宋帝王书,第二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三至六卷为王羲之书,第七、八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九卷为唐法帖,第十卷是唐、宋法帖。
《绛帖》虽然据《淳化阁帖》增删,但是与阁帖仍有很大区别。据宋人总结,可分为六种情况:阁帖本无而《绛帖》增全卷;阁帖本无而绛帖增其人;阁帖本有而《绛帖》删其人;阁帖本有其人而《绛帖》增其帖;阁帖本有其人而《绛帖》删其帖;阁帖、《绛帖》同有其人而《绛帖》但换其帖。《绛帖》删去者,多为阁帖中的伪迹,因而,其增删的资料更显可贵。
题康有为藏《绛帖》辨析
转载，仅供参考。（并不说明本贴就是康有为藏《绛帖》特此说明）
陈恒宽 潘灿峰
题康有为藏《绛帖》十二册，旧裱，品相尚好。每册首题隶书“绛帖卷第×”，末有小字隶书三行曰：“淳化五年（994），岁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师旦奉圣旨摹勒上石”。每册于首页首行依次盖有“?d李项氏士家宝玩”、“公甫”、“王氏元美”三印。首册与九册扉页分别题有康有为甲戌（1914）藏款和藏于万木草堂款，无康氏印鉴。第十二册有1972年吴?d跋文一篇，称本帖出于宋刻原石，并引诸印与康题认定为明清名人递藏，是为善本。今考有三：
一、《绛帖》原刻与十二卷本
《绛帖》为宋皇佑、嘉间佑（1049-1063）尚书潘师旦所刻的20卷本丛帖。丛帖兴于《淳化阁帖》。宋太宗爱好书法，尤倡晋王羲之书体，于淳化三年（992）出内府所藏历代名人墨迹，令翰林侍书王着编次摹勒，拓赠大臣，是为《淳化阁帖》。因朝廷刻拓，起倡导作用，遂成风气，一时间丛帖陆续出现，《绛帖》、《大观帖》、《汝帖》等，均参照《淳化阁帖》的体例和内容，辑刻成帖流传。《绛帖》迟于《淳化阁帖》约五六十年，潘氏以重摹《阁帖》为基础，益以别帖，刻成20卷于山西绛州。未几潘氏去世，帖石分为两半，前十卷归长子，后十卷归幼子。长子因负官钱，帖石被没入公库，绛州守重摹后十卷足之，是为“公库本”，幼子又重摹前十卷足成一部是为“私本”。这是《绛帖》的第二代。两石于靖康事变时落入金人手，再三重摹，是为新一代《绛帖》，又称《新绛帖》，新帖避金帝元颜亮讳，故“亮”字缺笔，也称“亮”字不全本。以上诸石 ，在南宋时已佚失不存，拓本亦未见有整本流传者。及至明清，翻刻甚多，分支繁衍，不可究诘，但与宋刻全不相干。《绛帖》一案，宋人考之颇详，名家如欧阳修、姜夔等均有论述。及至清，有大家翁方纲考之，近人有张伯英、容庚等评论，王壮弘、杨震方等有专论。《绛帖》原刻二十卷，而以十二卷行世者，为伪本，则是无可置疑的。今见题康有为藏本《绛帖》十二本，亦属伪刻。理由有：
其一，潘师旦刻《绛帖》，原石无题帖名，不署年月，只因潘氏刻石在山西绛州，故人皆以“绛帖”称之。又后人因未见原石原拓，强以“绛帖第×”加于卷首，弄巧反拙，倒成为伪刻之明证。
其二，《绛帖》原为潘师旦私刻，故阶石，井栏亦作帖石，各卷尾部也不署年月。而各种十二卷本，卷尾均加有三行隶书：“淳化五年（994），岁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师旦奉圣旨摹勒上石”。把私刻称为奉圣旨摹勒，足见作伪者之“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愚。况且《淳化阁帖》刻自淳化三年（992），皇家巨制，岂有过了两年，又另委派人去重新摹制之理。此又见作伪之疏。
其三，《绛帖》十二卷本所收各帖内容与编次，均与二十卷原刻不同。
原石卷首为诸家古法帖第一，……
伪本卷首题：“绛帖卷第一”，……
原石次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二，载张芝冠军帖，……
伪本则题为：“绛贴第二”，蔡邕定册帖，……
原石第三为晋太尉庾亮书箱帖，……
伪本第三为“王羲之霜寒帖”，……
……
两本序目相校，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上述三点，是证十二卷本之非。吴?d跋文强称此本源自宋石，又不能举证其宋石之由，模棱两可，自欺欺人耳。
二、关于明清两代名人递藏
称此帖为名人递藏根据是帖上所盖三方章和康有为在扉页上之题款。印章依次为明项元汴“?d李项氏士家宝玩”，明陈献章“公甫”名字印和明王世贞“王氏元美”印。经考三印两伪一疑，康款亦疑。三印钤盖与题署亦违常规。如：
帖上诸印，经与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对勘，其差异有：项氏印书体九迭篆，上博印字迹为使转呈方角，此卷印迹呈圆角，尤其错在左下“玩”字，迭文原开口反向，而误作连笔“ ”“ ”。王氏印上博印迹为30×30mm，而此卷作32×28mm略成长方。“美”字原羊角下弯而误作平头“ ”“ ”，原下脚规整而误作参差。“氏”字有钝刀“焊口”而误作锐刀直口“ ”“ ”。可证此两方印为后仿刻者。
“公甫”印亦可疑。陈献章字公甫，学者，人称白沙先生，明正德至弘治时人，有书名，亦有书迹传世。然未见有此“公甫”印。可疑者陈献章在传世品中少见有用此名，而一般人用字印时，均以姓冠于前，不独立以字称刻印的。
三印排列，也有可疑。藏印盖于卷首，一般自下而上，即最早藏者在下，然后依次往上钤盖。考陈献章最早（1428-1500）项元汴（1525-1590）王世贞（1526-1590）为约晚于陈百年的同时代人。三印竟然最早者盖在中间，显然是作伪者之粗疏。三人中项、王两人是藏家，项氏收藏每于藏品上钤印累累，十个八个也有，绝少只钤一个。而王世贞文章高手，收藏富，喜题跋，佳品过目，绝不会只留一章，何况遇到宋刻名品呢。
还有可疑者是三家递藏关系。陈献章虽曾游学京师，但时间很短，大部份岁月在广东新会渡过。他是个学者，主要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收藏一套丛帖再后又流向北方，不合常理。而百年之后，一个长期生活在京师的社会名流高官王世贞，又怎幺会和一个偏处浙江嘉兴的闲人项元汴交流藏帖呢？陈、王、项三家递藏一套帖，实在难以置信。
康有为的收藏署款也有问题。康署甲戌年（1914）藏于万木草堂。考万木草堂为康有为1888年赴京应试后，返广州讲学的书屋。康氏自1895年再度赴京会试，“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民国后自海外归来住青岛。也即是康有为离开万木草堂后三十多年已再无返回广州，甲戌为1914年，时康有为与万木草堂已无涉，自然不会在书上题万木草堂之款。康有为是清末有名的碑学大家，书法北碑，帜扬一代。康氏学成于1888年居京师时期，在琉璃厂接触大量南北朝碑版，然后知帖学之非，深研碑学，书艺大进。及至1914年，康氏已确立碑学大家地位，此时怎可能去购置一套他深知其非的丛帖伪品呢？再者，所谓康氏题款，置于扉页右下角，淡墨为之，不伦不类。
凡此，所谓名人递藏亦属伪作。
三、丛帖真实身份和价值
帖为清代装裱规制，拓本所用亦清代皮纸，帖字字口光滑，然摹描呆钝，知石寿未长。墨色光润，经装裱后纸面平细色艳，应是坊间摹刻拓本。三印所用印泥为清代朱漂，含油。刻印字法刀法，也是清代风格。以上诸方面可据以认定为清末民初时的翻刻品。
《绛帖》宋石早已不存，以后演化的几代翻刻，虽是繁杂，但也传世绝稀，国内几家大博物馆都没有完整本。《绛帖》由于去《阁帖》时间不长，历来为世人重视。既无原本流传，十二卷本虽是伪刻，也多少能传递一些古代的书法信息，起到一种无奈的补缺作用，其历史价值也仅在于此。时下山西人民出版社也影印了一版《绛帖》，十二卷本，所据底本与题康藏本为同一坊刻系统而不同本。康本跋尾无“驸马”印，而山西版底本则有伪添之“驸马”印。因证十二卷本失传后在明清伪刻之纷繁。这也是《绛帖》历史的一证物。
中国文化史上，出现重大的文献真伪相缠的情况是常有的，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自汉至清延续近两千年，其实也是以真伪辨别为基础的。古文经在西汉确实存在过，可是到了晋代便失传，代之而起的是王肃伪造的，其中以《尚书》最为典型。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王肃的伪经到了唐代，依然占据正统地位，宋代大儒纷起研究经学，却没有人怀疑过其真实性。直到清代，伪经的面目才被干嘉考据学者科学地揭露出来。尽管如此，伪古文经的存在历史，是有其自身价值的。《绛帖》十二卷本历经一二百年至三五百年，虽非宋代原刻，但它却又亲自证明了伪刻《绛帖》的历史真实，故其价值是不泯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