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拒绝“大灵魂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图解论”对形式的漠视，也避免了“艺术本体论”与“趋于设计的形式主义”对精神向度的阉割。至此，我参与美术界的大混战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正如敏锐的读者可以体察到的那样，无论是从学术视野着眼，还是从理论积累来看，我的这些仓促的理论表述所体现出来的雄心，与其胜任能力之间，确实是不成比例的。这就把我带到了现代性理论话语的领域。我想彻底弄清楚西方人是怎么看待现代性这个问题的，他们是如何论证现代性的新的规范正当性的，他们又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以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处境中解决艺术的形式－美学维度与其真理内容及道德诉求之间的关系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三篇以下的主要内容。
在国人所有匪夷所思的行为中最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摸着石头过河。仿佛中国的事情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旷古未闻的。这是中国的夜郎情结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表征。每当有人告诫说：为什么不学习西方人（乃至日本人）的成功经验，吸收他们的失误教训呢？国人就会反驳说：中国人口那么多，中国的独特国情那么复杂，怎么能学习外国呢？学习外国也无济于事！于是，“中国人口多”成了解释一切的最终原因，成了推委责任的最佳理由。殊不知，“中国人口多”与其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之难的终极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社会过程中的失败的第一个结果。由于对知识的极端不尊重，更由于对知识与信息在现代民主决策中的重要性的极端漠视与轻蔑（最终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的反智主义传统），我们才不仅多生了三亿人口，而且还造成了几何级增长的、“三亿的三亿”问题。狂妄自大，耻于学习，这是国人最深入骨髓的劣根性。
在世界诸文明中，西方人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的现代性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已经总结出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其文献之浩瀚、规模之宏大，事实上是中国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与人文学者加在一起，毕众生之力、皓首穷经也无法完全吸收、消化的。面对这样的难题，国人又想出了无上妙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与其艰难地跋涉于西学的长途，不如退避于“国学”的玄奥：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于是，当“现代性”作为一个西学问题的丛结，刚刚开始为国内社会科学界与人文学界所关注的时候，当人们压根儿还没有弄清楚“现代性”何所谓，它的根本含义与题域、它的基本主题与学术趋向，以及，现代性究竟意味着某种规范内容抑或仅仅一种批评态度与气质等等最最起码的问题时，许多人就一窝蜂地提出了“中华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等等令人莫名其妙的概念；并且，提出了诸如“中国古典绘画的现代性”、“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性”等等匪夷所思的假命题。
我的现代性研究于是显出极其笨拙的精神来。我有一种做学问的傻劲。对我来说，弄清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且看看，在这个问题已经被人们说了那么多以后，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说，是一个学者应该做的最起码的工作。这就是我首先着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研究的原因所在。因为，我的想法是：哲学虽然已经不再拥有“人文学科之母”的美誉，却仍然保持着在各个领域间进行对话的能力。正如我在一次谈话录中所说的那样：
现代性这个问题确实太大。我的策略是采取分门别类的研究：现代性的哲学研究、现代性的社会思想研究、现代性的文艺美学研究，等等。但是，即使仅仅作为“现代性的哲学研究”，它也仍然是个太大的题目，因此我的书有一个副标题：“现代性哲学引论”，意思是作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导引性与准备性的研究。（《现代性：尚未开始的方案》）
通过对现代性哲学的基本主题、现代性哲学话语诸面相，以及现代性哲学的基本理路（详见本书第三编）进行广泛的梳理与透视后，我在《透支的想象》中达到了我对现代性这个问题的初步认知，正如我在谈话录所说：
对现代性的奠基与正当性论证其实早在笛卡尔那里就开始了，但是，有意识地论证这个问题的，确实始于19世纪，按哈贝马斯的意见，始于黑格尔。不过，这个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成为热门，还是马克斯·韦伯以来的事。韦氏以来，诸家谈现代性，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我的感觉是，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比康德、韦伯（韦氏本人高度依赖于康德的基本假设），以及哈贝马斯更为可信的了。因此，沿着这一传统，我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文化的分化过程。前现代性文化以大一统的宗教或礼教世界观为特征，而现代世界走向了两个方向的分化：首先，文化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诸专家文化：科学知识、道德及正义理论，以及艺术哲学或美学话语等；其次，文化本身也分化为科学、道德与艺术诸领域。康德第一次论证了诸领域的有效性原则。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就是科学领域中的客观性原则、实践领域中的道德自决原则与审美领域里的艺术自主原则。
按照这样的理解，我将现代性的规范内容进一步概括为“五自原则”：
中国，一部近代史与现代史已经走了150年，却始终尚未走向真正的现代。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不要误认为我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但是，不认可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自然主义路线。事实上，一种对待现代性的辩证观是需要的。即现代性既意味着某种规范内容（如哈贝马斯所说），也意味着某种批判态度与批判气质（如福柯所言）。这样，人们就能明白，现代性并非空无一物的不断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质疑，也不是有着固定内容与不变本质、可以拿来模仿的现成模型。而所谓现代性的规范内容，是指启蒙思想家在提呈现代性这一规划时所坚守过并论证过的理想。哈贝马斯曾经描绘了这一理想的方案（见《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而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里，哈氏更好地提炼了表述，他认为“既非黑格尔也非其左翼或右翼的嫡传弟子曾想质疑现代由以描绘其自豪和自我意识的现代性的成就。毕竟现代屹立在主体自由的象征之上。而这一点在社会里被认知为受民法保护的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的空间；在国家里被理解为在政治意愿形成中平等参与的原则；在私人领域中被理解为伦理自主和自我实现；最后，在公共领域，被当作围绕着习得反思文化所发生的教化过程。”这可以被视为哈贝马斯理解中的现代性图像。我则将这一图像进一步清晰化为围绕着主体性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哲学与世界观层面上的主体性（自我）、科学层面上的客观性（自然）、实践层面上的道德自律与政治自由，最后，是审美与文化层面上的艺术自主。我将它称为现代性的“五自原则”（自我、自然、自律、自由与自主）。有之则现代，无之则尚未走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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