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现代性作了这样一番哲学方面的观照后，我对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就获得了更为有利的视点。在前期，我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害。现在，我更加急迫地要对它作出清理（详见本书第四编）。正如我在《我为什么批判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
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后现代主义预设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的合拍之处。只不过，它们通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古典思维”的“超前性”，而不是它的“落后”。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西方学者伊格尔顿倒是比众多中国学者清醒百倍。他说：
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口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我对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在于仅仅指出它们的危害，更在于指出这些危害的人为性――因为后现代主义在90年代的泛滥成灾，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有意识的追求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８０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以及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我为什么批判后现代主义？》）
的确，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频繁地遭到学生们貌似有理的驳诘。每当我，比方说，指出中国这个民族总的来说不是理性太多，而是过于非理性时，有人就会站出来说，“我们要理性干什么？难道我们需要一个理性社会的大监狱吗？”对此，我已经尖锐地指出：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影响，已经明显是灾难性的。9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代大学生（特别是在人文学科中）已经不加反思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假设。他们一开口就引用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与福柯，仿佛引用他们已经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理由。他们，凭他们深不可测的玄奥与权威，难道还需要别的理由吗？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新一代大学生的基本知识储备与无意识装置。在９０年代中国读书界，难道最流行的不是这些人的名字吗？：尼采、海德格尔、巴塔耶、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博德里亚尔、罗兰·巴特、克利斯蒂瓦、“耶鲁四人帮”、詹克斯、罗伯特·文杜利、奥利瓦。以及反现代性的老保守主义者列奥·施特劳斯；还有这些德国反现代性的猛将、让“汉语学界”心仪不已的德国右翼知识分子“四尔”：海德格尔、容格尔、舍勒尔、卡尔［施米特］。（《现代性：尚未开始的方案》）
我想我对90年代思想现实的这个评估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我还明白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双重原因以外，有着深一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然而，近代以来，远的不说，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欠缺的既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美学知识，而是社会思想。现代文化史上名气最响的人，基本上是小说家、诗人、小品文作家（或美文作家）、美学家、美学教育家，几乎没有社会思想家。民国的理智氛围根本上不适于理性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讨论。我们总是被相当情绪化的审美冲动所征服，总是被淹没在泛美学的大潮里。不是风花雪月，就是，哪怕到了国外，比如巴黎，看到的也只有人家的“烟囱与妓女”（工业污染与道德堕落），却看不到人家的自由、民主、法治、竞争、活力、秩序与效率。民国的极大多数知识分子应该对中国极权主义思想等激进狂热的“主义”的产生与传播负责。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坚持着理性的眼光。比如胡适，比如殷海光。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文化热”与“美学热”。80年代文化热中的审美狂热达到了新高，而它的社会思想建设则为零。90年代以后，我们才有真正的社会思想研究。可是就在中国学术界看来终于有了一线希望之时，它却遭遇到了一个更为致命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的阴暗面在中国的泛美学情绪中一直被过分地夸大了，换言之，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一直膨胀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一般处世经验。而现在，再遇到来自西方的激进现代性批判思潮的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武器，我们仿佛一下子从现代性的重负下摆脱了出来：一时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了人人必读的红宝书。（《现代性：尚未开始的方案》）
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危害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因为，
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动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事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