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伯格曼的遭遇是我人生中的某个重要时刻，它打在我身上的烙印肯定要比最初的激情持久而深刻得多。记得最早观看伯格曼的电影是他的《秋天奏鸣曲》（Autumn Sonata），那个夜晚我是如此激动，难以自恃，我感到，一个新的天地为我敞开了。
起初，我和妻子一道用中文字幕看《秋天奏鸣曲》。看完后总觉得不过瘾，嫌它的译文拙劣，几个关键情节没搞清楚（例如，夏洛特与女儿海伦娜的男友莱奥纳多的关系始于何时？），就独自一人用英语字幕再看一遍。这一次，情节是搞懂了，可是，仍然激动得不肯离开：它是怎么拍出来的？伯格曼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如果说语言是交流之道，那它同样也是伤害之所，此片明显的悖论性质该如何解释？于是又坐下来，打开彼得·考威（Peter Cowie）的评论音轨。后来才知道，此老是英美最著名的电影史家与电影评论家，伯格曼传记作家，一些老牌的DV公司，如在影迷心中极富权威的“准则收藏系列”（Criterion Collection），曾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评论家”。考威的评论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对我的困惑时有论及，极大地平息了我对伯格曼电影的最初饥渴。
就这样，在同一个晚上把一部电影从头至尾连看三遍，这是自己从未有过的经历。从此，伯格曼，跟其他大师的影片一道——在我心目中，电影这个先贤祠中供奉着伯格曼、费里尼、塔尔科夫斯基、布努艾尔与黑泽明这五位顶级或超一流大师，以及维斯康蒂、帕索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特吕弗、侯麦、赫尔措格、法斯宾德、文德斯、瓦依达、基耶洛夫斯基、米洛斯·福尔曼、希区柯克、库布里克、法朗西斯·科波拉、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等一流大师——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一个强烈冲动就是，每看完一部激动人心的片子，就想找人聊聊，彼此交换一些看法。在身边没有朋友可交流的情况下，上网浏览或许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可是，让人感到绝望与沮丧的是：中文网页上关于伯格曼的材料是如此之少，有的也大多是关于这位导演或一两部主要影片的简单介绍，完全不顶用；而英文网页上的资料却又如此众多，以至于让你眼花缭乱、根本无从措手。举个例子，从Google网站上键入“bergman autumn sonata”，搜索到的结果竟有2610条之多！
不过，看完影片后上网浏览一下别人的观感或评论，已然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不久以后，我就摸索出一些门道来。英文网页上的那些资料，原来也只有极小一部分是有价值的。首先是恼人的重复：许多信息重复出现；其次是大量商业站点为销售或出租VHS或DVD所做的带有广告意味的解说词。这些解说词常常过于简单，有些则华而不实。再有就是英语世界的观众们在看过影片后在有关网站上发的帖子，这些帖子间或有真知灼见，但大多见解平庸、水平一般。真正具有学术含量，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那些电影大师的作品的文章却非常罕见。
为此，我求助于电影史研究，求助于出版物。可是，令我感到更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一本关于伯格曼的专著在国内发行过！本人孤陋，或许，经过努力，你总能找到某些地方已经有了类似的书（比如说台湾就有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书籍很难到达一般读者的手中。我也曾求助于电影评论。这个领域也不能让人满意。国内的电影评论，给我的感觉是，要么充斥着关于如何运用镜头等等的令人莫测高深的技术术语，要么到处都是关于镜像的符号学、结构、后现代、解构、后殖民、女权以及德里达、拉康等等的时髦货色。就是没有关于伯格曼及其他电影大师的可信的评论文章。这使我感到尤为惊奇。
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据所能找到的英文资料，结合自己的观感写就的一些关于伯格曼的文章，就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热烈反响。我所写的《犹在镜中：伯格曼室内剧三部曲之一》等文章，在网上广为传播。其中有一位从艺术学校音乐系毕业后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则告诉我，我对这部被伯格曼称为“我的弦乐四重奏”的影片的分析，对他颇有启发。这实在有些出人意料。
愚意以为，电影研究与评论的方法可以多元化。我并不反对对电影作品作专门的技术分析，也无意去贬低那些关于电影的“文化研究”做法（the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但是，这些研究的读者面相当有限，它们根本无法满足大量艺术电影的爱好者与电影迷们的渴望与需求。对一个不是搞电影专业的一般电影爱好者来说，那些装腔作势的术语只会使他们像躲避瘟疫似地加以趋避；而那些充斥着“文化研究”的时髦“主义”的东西，根本上与他们心目中的大师之作“不相关”（irrelevant）。更有一类文化明星，也经常写写电影。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当中最好的，也只是借着电影之口，说他们自己心中想说的另一番话罢了：那些由“个在”、“共在”、“偶在”、“性感”、“死感”、“灰色伦理”等等令人莫名其妙的术语包裹起来的文本，不仅完全与电影无关，而且，我总在怀疑，这种做法是否称得上对原作的起码尊重；而他们当中最差的，除了一些鸡零狗碎的感觉、拉拉杂杂地夹进一些花边新闻、抖动一些明星的隐私之外，则什么也不是。
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就是为了那些艺术电影的爱好者们写的。它的目标并不崇高，却也不能说百分百的谦虚：因为，排除了上述各种方法，电影研究与/或评论还可以怎么写？这是一个难题。我的初步想法是：我对这位大师的把握首先必须基于自己许多年观看他的作品的感觉、印象与直觉之上；如果没有这一点，我根本不会费神去搞懂它们，更不会夸张到要去“研究”它们（例如，众所周知，法国左岸派导演阿仑·雷乃在电影史上地位很高，可是我压根儿就不想费心去搞懂他那本赫赫有名或臭名昭著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认同伯格曼与费里尼的观点：伯格曼认为它是那种专门为评论家拍摄的装腔作势的电影的典范，而当有人将此片跟《八部半》相提并论时，费里尼说雷乃是“完全理智的抽象”，跟他的《八半部》“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假如我写的东西仅仅是自己的感觉、印象与直觉等等私密报道，它或许可以赢得那些有同感的读者，却肯定会失去那些想看却还没有看过这些片子，或虽然看过却与我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的读者。换言之，电影评论与鉴赏不能是纯粹的个人观感，因为这毕竟涉及审美判断，而审美判断，根据康德的意见，不单单是个人好恶，而是趋向于“主体之间的意见一致”（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在提供我的个人观感的时候，我或多或少地已经参照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某些很有意思的见解。总之，我试图在纯粹的个人感觉与完全技术性或事实性的报道之间，做出某种折衷与调和。
我希望读者也抱着同样的宗旨来阅读本书。他或她最好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观看伯格曼的电影，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或许可以从我的书中找到一些帮助。就如同我自己每看完一本电影后都要跟朋友聊聊观感或上网浏览一下他人的评论一样，他们也要把我与我的书当成聊天的对象或可资参考的资料。当我，比方说，从牛津大学Dr. Marco Lanzagorta那里了解到《呼喊与细语》中的一个垂直镜头（影片中安妮的死），完全来自西方绘画中“耶稣下十字架”的母题时，以及当我了解到影片中安娜怀抱安妮的造型本着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圣母怜子”（一译“圣母哀悼基督”或“圣殇”，现藏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只要有一些艺术史的常识以及对视觉艺术的基本感觉，谁都可以直觉地感到影片中的那些影像本身的视觉冲击，但是，人们往往不清楚它们的力量来自何处。而真正的电影研究与评论，却可以在某些层次上解释这些仪式与象征的意义。
无独有偶，当我看完伯格曼的另一部杰作《犹在镜中》时，我立刻沉浸在某种莫名的不安与激动中，可是，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种不安与激动意味着什么？或许，读者会认为我的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理智化”。他们是对的。看电影最大的享受是去“感受”，而不是试图去“理解”——这是伯格曼一再告诫人们的（参本书附录“伯格曼访谈录”）。可是，在你真正去感受的同时，或者之后，再试着去理解它们，不是多了一重愉悦吗？更何况，伯格曼根本不是“只凭感觉”拍电影的，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处心积虑的后果（参看伯格曼的名作《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的最后一部》——“Each Film is My Last”, in Staurt M. Kaminsky ed., Ingmar Bergman: Essays in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88-97）。谓予不信？再看伯格曼晚年的自白。在他的回忆录《影像：我的电影生涯》（Images: My Life in Film, NY: Arcade Publishing, 1994）中，伯格曼逐一评论了自己的作品。在谈到《犹在镜中》时，他明确地称它为“我的弦乐四重奏”。伯格曼的“室内剧”灵感无疑来自“室内乐”，而在室内乐中，弦乐四重奏又是最难驾驭、最能代表室内乐本质与菁华的形式。贝多芬晚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的作品是什么？是他的弦乐四重奏。在谈到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时，人们提得最多的又是什么？可能就是巴托克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吧！不了解伯格曼的这一用心：即影片的结构与人物是完全按照弦乐四重奏的四个乐章与四个声部来安排的，干脆就看不懂这部电影。因此，只要对音乐稍微有点感觉的观众，都能本能地感到《犹在镜中》那强烈的形式感，然而，唯有当他们明白，这是伯格曼向巴托克致敬的作品时，他们才能说：“哦！原来如此！”
当然，最好不要把我的书当作什么研究。“研究”这个词太堂皇了。说它是跟朋友聊天或分享经验来得更恰当些。要之，最好的“研究”，也只能让我们对伯格曼这位无可争议的大师——至于是否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大师，则尚在争论中：与之竞争的恐怕只有费里尼——的深度与高度，作了简单的一瞥罢了。援引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歌德的比喻——来说，如果我们的这种“研究”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曼妙轻盈的裙衫的话，那么，它只不过增强了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这位美女的欲望罢了。这个欲望就是——永远无法抵达并完全拥有的伯格曼的电影的深度。
我对这位大师的匆匆一瞥就在这儿了。浅薄或深刻，只有任人评说。但是它的虔诚是无可怀疑的。我一直在揣摩罗尔斯（John Rowls）谈到康德时的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无论我们作出多大努力去把握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我看来，康德常常显得更加遥不可及。像伟大的作曲家和伟大的艺术家——莫扎特、贝多芬、巴赫与丢勒——那样，他们是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物。”将伯格曼与巴赫等其他艺术媒介中的大师相提并论，或许是过分了，因为电影毕竟只有百余年历史。然而，如果说，在电影这种媒介中，谁最接近于纯粹艺术这个理想，那大概非他莫属了（唯一的例外或许只有费里尼，或塔尔科夫斯基？）。因此，我对伯格曼的一点点揣测，如果对读者有所助益，那我就感到莫大的安慰了。
沈语冰
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